作者|張家欣

編輯|李春暉

年末演出旺季將至，文藝工作者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撈金時期。

近日，網絡流傳一份某平臺網紅主播報價表，其中“快手一哥”MC天佑一次商演，包括唱三首歌加主持費用，報價為40萬元，不超過2小時的線下直播報價也是40萬。

而在另一份未經證實的“2018年會藝人商演報價表”中，“斗魚一姐” 陳一發、因歌曲《我們不一樣》走紅陌陌的大壯，成功躋身明星身價行列。陳一發的商演出場費達到了40萬，超過李維嘉和吳昕，大壯則是35萬，且赫然標注著“檔期已滿”。

歲末商演旺季，身價上漲的不只有傳統的明星藝人，連新晉網紅主播也分了一杯羹。硬糖君不禁想起了當年《我愛我家》中和平女士“走穴”成功和“攢穴”失敗的人生經歷，而今天的商演江湖，究竟水深幾何？

飛入尋常百姓家

簡單分類商演的主體，明星藝人自不必說，除了會唱歌跳舞的網紅主播，還有相聲二人轉演員，甚至日本AV女優等。

頻頻傳出的高逼格明星與偏僻小縣城的“親密接觸”，讓這類商演新聞經常能成為八卦群眾的心頭好。比如關之琳穿著露腿性感禮服到山東某縣城走穴，溫碧霞到重慶某浴足城表演，據稱前排門票高達兩千多元。最近，張衛健下鄉商演，又掀起了一波“淪落至此”的議論。

張涵予、范冰冰、張靜初出席某樓盤開盤活動

演員歌手商演會引發逼格大討論，而原本接地氣的相聲，商演反而相當“有檔次”。目前郭德綱正帶領德云社巡回商演，足跡遍布美國、新加坡、日本等海外國家。

前幾年，日本AV女優來華商演現象備受矚目，很大原因是知名互聯網企業都邀請她們在年會亮相。凡客年會請了蒼井空，凡客CEO陳年、小米老總雷軍等互聯網大佬與蒼老師的擁抱合影照流傳甚廣。此外，360請了瀧澤蘿拉，上海駿夢游戲則請了波多野結衣。

除了公司年會，商演的受眾還有舉辦活動的商家，以及三四線小城的群眾。據某唱歌主播透露，邀請者多是房地產商、地方企業等等，演出類型一般都是拼盤演唱會或是公司年會、招商會演出。

而不同的商演需求，也對表演者有不同的咖位要求。比如高端品牌活動，就是林志玲、周杰倫等級別明星的地盤；二三線城市則由過氣歌手負責；夜場酒吧多為網絡歌手。但最近這種商演等級鏈，頗有被橫空出世的主播們攪亂的跡象。

說到底，年底商演扎堆，其實是這時集中爆發的請客、聯誼、答謝氛圍催生的消費需求。節假日時將演出門票當做送禮佳品，既有品位又有價格，甚至已經變成了一種公關手段，由此對商演市場的推動可想而知。

“單位消費正成為演出票的一個重要推手。”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表示。

水很深的商演江湖

既然是送禮，那么對檔次和逼格就有要求，而價格是最直觀的體現，“天價演出”應運而生。本山傳媒四大弟子出演的年末場演出票，價格從3388元到5988元，且要加收15%服務費；郭德綱、于謙登場的德云社圣誕商演套餐，從1800元起步，1萬8、2萬8直至3萬8都有。

既然是“套餐”，就意味著并不只聽相聲那么簡單。據悉，這類演出的主辦方大多是高級酒店，明星表演只是一部分，主要目的是將住宿、餐飲等服務打包售出。

售價為5800元的德云社圣誕夜專場演出，就另含價值2473元/晚的酒店房費、一頓“自助晚宴＋4小時無限量供應甜點和水果”的圣誕大餐。這類商演多設置抽獎環節，不乏電視機、iPad等高價獎品。

既然包含了這么多與演出無關的附加品，粉絲顯然不是這類商演的主要受眾，公司增票、客戶送票、子女帶父母來“熱鬧熱鬧”，支撐起了這類商演高達九成的上座率。

如果說天價演出是市場規律的必然，那“東北走穴危險”的業內共識，則是商演亂象叢生的縮影。話說，當年和平女士“攢穴”也是折在了東北啊！

某業內人士透露，自己入行之時被老前輩警告，少接東北不靠譜的活兒，白演不給錢、被逼陪酒都是常事，遲到還可能被逼賠償損失費。

此外，不良粉絲的出格舉動，主辦方、演出商加歌、賴賬、退款等狀況更是層出不窮。

商演演出費的支付，一般簽合同后先付50%，明星抵達當天、演出之前，付25%，演出結束后再付25%。但是，如果演出主辦方以效果不理想、上座率不好等借口拒付尾款，則很多時候只能不了了之。因為，很多三四線城市的商演市場存在一些灰色領域，命能保住就好了，還拿什么錢？

明星個人也必須具備一定應對商演的技能，比如能喝酒。

關之琳在山東某縣城商演現場喝酒

面對這些亂象，經紀公司的應對措施分四種。

最為簡單粗暴的，就是與各地地頭蛇搞好關系。一旦出現紛爭，“大哥”們出馬，則事半功倍。

其次就是故意抬高價格以篩選商演主辦方，讓不靠譜的主辦方知難而退，留下誠意財力兼備的合作伙伴。不過這種方法有局限，只有大咖才能用。

無論如何都要參加的商演，卻又擔心安全得不到保障，那就只有聘請保鏢。藝人保鏢存在關系網，通常是熟人相互推薦。據說，臺灣一線女藝人，比如大S、蔡依林、S.H.E等到大陸商演，4個以上的保鏢是標配。

最后的殺手锏則是“因材施教”，針對商演培養專門的藝人。他們通常是一首歌走天下的老歌手，網絡歌手或選秀歌手，又被稱為“走穴藝人”或“山寨歌手”。別看這一群體檔次不高，但中國龐大的三四線城市和小縣城的商演市場，依然供不應求。

有時靠一首傳唱度極高的歌曲，身價和咖位也不至于太差，比如憑《纖夫的愛》走紅大江南北的尹相杰，以及《愛情買賣》的原唱慕容曉曉。

宋柯就曾表示：“公司并不突出阿朵的創作能力，她給大眾的印象就是性感！大家喜歡性感，那就繼續性感好了，以這樣的形象，她能接到大量的演出，有時候一個月十幾場呢！”

商演有風險，卻是優質收入來源

商演雖有風險，但在明星的諸多業務中，卻是為提高投入產出比做出了卓絕貢獻。

網絡媒體諷刺張衛健淪落農村商演時，就有網友反諷“你對商演一無所知”。

“淪落的出場費也夠你碼幾年字。”而網紅主播們身價引起熱議，也是其大眾形象與實際商業價值的錯位，導致人們心理落差過大：怎么歌舞才藝不算突出的網紅和主播，卻突然擁有了千萬身價？

2013年，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審計署、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是為“節儉令”。

本以為通過控制豪華晚會數量，能夠重調供求關系，抑制虛高的明星商演身價。但很多藝人卻選擇犧牲晚會出場次數，從而保住商演身價。

某晚會導演表示：“節儉令的確會對明星身價有一定影響，但是一般晚會演出都是友情價，商演才會開高價，所以影響應該不大。”

百盛年代文化公司總經理楊樾接受采訪時就明確表示：“除去政府、企業掏錢的以及帶有堂會性質的商業演出，純商業演唱會70%是賠錢的。”

此外，比起監管限制頗多的大眾曝光，商演自帶的灰色氛圍，甚至讓明星在丑聞之后，商演身價不降反升。

滿文軍吸毒事件后，商演價格從8萬元飆升到18萬元；“牽手門”后，黃維德的商演身價從6萬元漲到13萬，甚至還有秀開價30萬元請他……大眾的窺私心態，導致商演市場一直存在跑偏的價值觀。

節儉令降低了政府部門主辦活動和衛視晚會的明星出場費，但卻沒有動搖商演市場至上的規律。年末，商演身價更最多可漲50%，穩定高價、投入產出比好的商業演出，完全成為了明星收入的優質來源。正在進行商演日程最后沖刺的明星和主播們，想必今年也一定能過個富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