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欽文 姚悅?編輯丨蔡 真?來源 | 野馬財經

徐州“八孩母親小花梅事件”還在發酵。

2月10日，第四份調查結果公布，父親“董老漢”以及雙方的“介紹人”夫婦因涉嫌拐賣婦女罪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通報中解答諸多疑點的同時并未平息大眾的質疑，是否涉嫌強奸、虐待？是否存在拋棄女嬰？一系列問題待解，背后沉疴多年的拐賣婦女黑金產業鏈逐漸浮現。

圖源：微博

野馬財經發現，在裁判文書網上以“拐賣”為關鍵詞搜索，共能得到3625篇文書，其中云南省作為被拐婦女流出地出現了476次，其次為山東省和河南省，分別為422次、415次。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民間對拐賣婦女的說法“只要云南在，不怕沒后代”。而在司法實踐中，買賣是否應同罪、跨國婚姻如何處置、多項罪行如何界定等依然是定罪的難點。

賣方：以打工、介紹婚姻為名，“緬甸紅娘”成幫兇

從“父慈子孝”，董老漢被夸“偉大”到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足足經歷了一個月的時間。豐縣“八孩媽媽”事件也經歷了幾重反轉。

4份通報經歷了“不存在拐賣行為”，到女子是被董家“收留”，再到小花梅是被同村的桑某某將其帶至江蘇治病，到最終的水落石出，董老漢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某夫婦2人涉嫌拐賣婦女罪被強制拘留。

四份通報 圖源微博

1998年至今，從同村女性將其騙走到董家“購買”，再到生下8個孩子，小花梅被囚禁24年。實際上，在全國這樣的鏈條數不勝數。在裁判文書網上以“拐賣”為關鍵詞搜索，共能得到3625篇文書。

來源：裁判文書網

拐賣方往往會以“去大城市打工”的名義或誘騙為女友，或“介紹婚姻”為由，將女性帶走，拐騙至甘肅、四川、河南等地。據《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文獻顯示，大多數拐賣者為男性農民，年齡在31-50歲之間，文化程度主要在初中及以下，在與受害人的關系方面，陌生人占79.1%，父母、親屬、朋友或熟人占近五分之一。

這點在裁判文書中也有所體現，“文盲”“小學文化”“農民”等詞匯多次出現。

河南省濮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年發布的一份裁判文書顯示，潘某發、龐某臣、莫某3人均為小學文化，曾參與4起拐賣婦女案，被拐賣女性均患有精神疾病，且一人被倒賣多次。

2018年7月，梁某以帶看精神疾病的名義騙取被害人詹某父母的信任，將詹某帶走，以6.5萬元的價格賣給潘某發、龐某臣，后潘某發、龐某臣將詹某轉手賣掉，至今下落不明。

2019年6月份，潘某發和蘇某到盧某家中，以相親名義將盧某（患有精神疾病）騙出家門。騙出家門后未選擇自己出手，而是將盧某轉交給余某，通過余某將盧某賣給李某彪為妻，余某以收取彩禮的名義獲利11萬元，余某給潘堂發轉賬8萬元。

被拐賣的婦女也不只在國內，還有許多外籍女子。上述文獻中對受害者進行統計，有38.3%為外籍，其中50.2%來自越南，隨后是緬甸、朝鮮、老撾、柬埔寨和印度，占比分別為26.9%、21.1%、0.6%、0.2%和0.2%。

“越南新娘”出現的同時，還催生出了“緬甸紅娘”。所謂“緬甸紅娘”是指部分緬甸女性在被拐賣后，利用身份和語言優勢將其他緬甸女子誘騙“嫁”至中國。

2015年緬甸人多某被吳某鑫以“到中國打工”的名義被帶至湖南某地，當天便被轉交給一名農戶男子，被強行發生關系，第二天嘗試逃跑無果，后定居下來。2017年，多某在云南省瑞麗市租了一處房屋，以供緬甸女性中轉，到2018年多某伙同他人共拐賣9名緬甸女性。

圖源：裁判文書網

“我是2018年9月份到中國瑞麗，我嫁給熊某的時候差三個月滿16歲。最開始是多某的嬢嬢（指嬸嬸、姨姨、姑媽）到我家里，給我們兩姐妹說中國很好找工作，后來我們到了中國才知道被騙了，過來是嫁人的。”其中一名緬甸女性表示。

她還表示，中間遭多某威脅，如果不嫁給中國人，就要賠付兩份路費給她。兩姐妹商量后，認為如果回去，“會給父母的生活增加困難，所以無奈之下就選擇嫁人了。”

最終多某被判處無期徒刑。據《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統計，98. 1%的拐賣者均被判處有期徒刑，僅有0. 7%的拐賣者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被判處有期徒刑的人員中，平均獲刑年限為5±2.7年。且在拐賣婦女案件被告人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人有犯罪前科，重犯率相對較高。

買方：女性成生育工具，法律意識淡薄

有需求才會有生意。

“八孩媽媽”事件中，董老漢在村里因為34歲還沒結婚而遭到恥笑，將小花梅拐賣來后，讓其不停為自己生孩子，而遭到曝光后，不少網紅前往豐縣董老漢家直播，有不少網民為其捐衣捐物又捐錢。

直播畫面中，董老漢手里拿著網友捐贈的人民幣，一臉笑容，還會主動將8個孩子聚集在一起，為孩子穿衣、喂飯，以方便大家直播聊天。

據《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文獻顯示，買方中，單身男性占絕大多數 ( 87. 8%) ，另有極少部分女性和夫婦買家。主要用于強迫婚姻 ( 包括成為收買者本人或其親屬的妻子，比例達90%) ，另有小部分用于強迫賣淫和進一步販賣。

“由于性別比例失衡、農村高價彩禮等原因，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擠壓現象，很多男性長期娶不到老婆，便退而求其次選擇花錢買一個以實現傳宗接代的目的。”文中表示。

來自河南省的王辛表示，“其舅老爺家住黃河邊上，經常決堤，莊稼收成不好，導致那個地方很窮，他的老婆也是買來的，不只是他，整個村子都很普遍。”

而一旦被拐賣人想要逃跑，全村人共同幫助收買人也十分常見。據網友田某自述，其1989年在河北邯鄲就親歷過這一幕。“我從長途汽車下車后，突然一個披頭散發的婦女向我哭訴求救，說自己被拐騙。我立即帶她買票上了長途汽車，就在即將出發時車外來了有二十多人，拿繩子，木棒喊著抓人，那婦女被嚇的渾身哆嗦，淚如雨下，跪下請司機開車。但車開出沒多久，一輛汽車趕了上來，逼停長途汽車，隨后一個男人叫開車門，沖上車將婦女打拉下車，那女人絕望的嘶吼聲非常嚇人。過程中長途汽車上二十多人，無一人敢聲援。”

影片《親愛的》中，黃渤飾演的父親終于找到丟失的孩子，想要抱孩子離開時，卻遭到了全村村民的圍追堵截，這一幕，同樣取材于現實。

能夠如此囂張，收買人法律意識淡薄是原因之一。“從目前的大數據和判例來看，這樣的立法反而釋放了一個錯誤的信號，讓人認為收買被拐賣婦女的行為不是犯罪，本次徐州的案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侵害行為長達二十多年，造成嚴重危害后果，收買方法律意識淡薄甚至還蹭事件熱度為自己謀利，而當地政府以及各職能部門在此事不被披露情況下對此也很難采取有力的應對措施，啟動司法程序。”北京周泰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侯愛文表示。

受害者：中外女子皆有，身體、精神被摧殘

據《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文獻顯示，受害者從14歲到60歲不等，主要集中在14歲至30歲區間段。在健康狀況方面，超過四分之一 ( 26. 7%) 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精神發育遲滯、精神分裂、抑郁癥、癲癇病等。有15. 2%的受害人有多次被販賣的經歷。

受害者能如此輕易被拐騙，與其自身力量懸殊、社會環境、經濟條件等原因有關。在《被拐來的“越南新娘”——犯罪學的分析》一文中，邱格屏對“越南新娘”被拐騙入境的方式做了統計，“介紹工作、介紹婚姻、觀光旅游等”理由層出不窮。自身的經濟和婚姻困局使得受害者往往被拐騙后毫無還手之力。

圖源：《被拐來的“越南新娘”——犯罪學的分析》文獻

被拐賣婦女不僅在最開始拐賣者被欺騙，還存在更為殘酷的偷、搶、搶劫、綁架、藥物麻醉等手段，受傷害，而在被拐騙之后則要承受更大的身體和精神創傷。

2010年，青年學者陳業強到云南怒江州福貢縣做田野調查時發現，一些怒江傈僳族婦女幻想嫁到東部就會過上幸福的生活。但出嫁之后就發現，她們的丈夫一般是在本地找不到妻子的“剩男”，要么是家庭條件差，要么是身體有殘疾，要么是犯過錯誤、口碑不好的男人。

不少人會疑惑她們為何不逃跑？因為，這些被拐賣婦女絕大部分知識有限，再加上被拐到的很多山區地區，環境閉塞，尤其是語言不通，很難尋求幫助。

加之，人販子和收買者還會對被拐婦女進行欺騙、恐嚇等精神控制，以及限制行動自由，甚至使用暴力等身體控制。如果反抗，就是像徐州婦女一樣遭受非人對待。

除了被拐賣到農村給當地人當“妻子”，還有的女性被強迫賣淫。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份裁判文書顯示，2015年7月，出租車司機潘某搭載乘客楊某時，發現其精神有異常，遂將其帶到賓館不顧楊某反抗，強行發生性關系，后將楊某交給自己的弟弟潘某勇后離開，潘某勇再次強行與楊某發生性關系。

隨后，潘某勇以1.5萬元的價格將楊某拐賣給黃某筆、李某英，兩人將楊某帶走后強迫其進行賣淫活動。待楊某被解救后，經鑒定，楊某患有癔癥，且性防衛能力削弱。

圖源：裁判文書網

“拐賣的行為會讓女性被剝奪愛情、親情、健康、希望、提升等等本該屬于她的美好。同時也是對女性權益和尊嚴的徹底踐踏，是對女性人生幸福的徹底剝奪，同時這樣的家庭也不可能完整，人格會扭曲，孩子們在這樣的家庭成長身心也不可能健康。”侯愛文表示。

據鄆城縣公安局1988年《關于打擊拐賣人口、解救婦女兒童的情況報告》記載，被拐賣女方不從逼婚而被轉手倒賣的案件也時有發生。湖北省紅安縣一38歲婦女被拐賣到鄆城后，半年時間被倒賣8次，每次轉賣都抬高價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有媒體報道，對于一些反抗過激的被拐婦女，拐賣者和收買者甚至會故意將她們賣到條件更惡劣的家庭。如此，被拐賣婦女反抗的意志也會越來越消極。

然而，還有一部分本可以逃離的婦女卻因為孩子的問題最終放棄離開。

2004年，來自多個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者們組成了“華東五省云南/廣西籍被拐賣或拐騙者流入地個案研究”項目組，研究者們面對面訪談了許多位被拐賣的女性。一位被拐女性講述，曾與丈夫孩子回過一次家鄉，很想留在家鄉，但丈夫怕其不回去，就把孩子帶走，最后因牽掛孩子不得不又回到了收買她的夫家。

對拐賣犯罪零容忍，收買人量刑存爭議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中，提出六大措施打擊拐賣人口犯罪，聯合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全國婦聯等組織共同配合。

據2021年7月13日公安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介紹，近年來，已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2609名，其中時間跨度最長的61年；偵破拐賣兒童積案147起，抓獲拐賣犯罪嫌疑人372名，各地已組織認親1200余場。

我國對于拐賣犯罪始終是零容忍。“根據法律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奸淫、強迫賣淫、致死、賣往境外等情形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侯愛文律師表示。

除了拐賣者，對于收買者應如何量刑一直是爭議的焦點之一，現行法律對于買賣雙方的追責和量刑有所不同。“我國刑法第241條規定，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還有出罪條款，這比拐賣婦女罪量刑低很多，實踐中立案率很低，而且根據相關數據顯示判罰一般都很輕。這樣立法的初衷可能是為了盡早解救被拐賣婦女，讓購買者沒有顧慮盡早歸案并揭發拐賣者，以及一些不發達地區有收買婦女的傳統等等因素。”侯愛文律師表示。

但隨著時代發展，精神文明和人文理念日益增強，以及婦女權益保護的意識提高等等，普遍都認為這樣的行為危害性很大，“此外，收買的行為還會伴隨強奸、非法拘禁、虐待、傷害等違法行為，這都被因收買的行為進入婚姻狀態隱藏起來，時間長了，盡管后果很嚴重，但很難取證，很難追究行為人數罪并罰的責任，導致罪責刑嚴重不相適應。隨著婦女人身的不可收買的權益保護應該得到重視，量刑應該提高，至少三年至十年量刑比較合適，也符合國際普遍的量刑趨勢，這樣婦女權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侯愛文律師稱。

由于拐賣常常還伴隨有強奸、非法拘禁、虐待等行為，也有不少被拐賣婦女因此喪命。《關于打擊拐賣人口、解救婦女兒童的情況報告》記載，該縣被拐賣的婦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殺。在大人鄉徐莊村、王井鄉王皮村，兩名少女都是在賣身的5天之內自殺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更重要的是，重新考慮對收買婦女行為的客觀量刑，能讓各職能部門對這一違法犯罪行為提高認識，加大打擊力度，也能讓廣大群眾意識到該行為的嚴重性，不敢輕易越線，還能形成廣泛的社會力量，更好地監督這種行為，法治帶動綜合治理，這樣才能盡早解救被拐賣婦女。”侯愛文律師強調。

如果你發現身邊有疑似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你可以聯系當地婦聯組織；如果你自己就是被拐賣的受害者，你可以搜索“寶貝回家”網站尋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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