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港灣商業觀察

前面的文章中，我分別探討過港資和臺資產業、企業對深圳創新科技產業作出的貢獻。本篇繼續討論港臺資本之外的跨國公司在塑造深圳成為科技創新產業中心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這當然要放在跨國公司進入中國這個大的背景框架下來審視，深圳是這個集體行動的一部分。但深圳的進程也有自己的特點，尤其是，在1997香港回歸之后，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甚至可以說存在著某種跨國公司對深圳的“拋棄論”。從香餑餑到備受冷落，這種前恭而后倨十分明顯。

這跟新歡對寵愛的分散有關，也跟跨國公司投資的階段性產業重點有關，也跟深圳自身的產業轉型升級、本土民營跨國公司崛起有關。

一

在1997之前，尤其是在1980年代，深圳經濟特區是國內最洼的政策洼地，因此也是諸多跨國公司試水中國的投資試驗田。

早在1983年10月，日本三洋集團就在蛇口設立三洋電機（蛇口）有限公司，主要生產、銷售音響器材及信息通信用電子零部件，是最早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之一。后來1995年三洋電機又與華強電子集團合資設立“華強三洋”，投資1.2億美元，是當是深圳重要的跨國公司投資項目之一。現在華強三洋仍在東莞和國內多個城市設有生產基地。

在深圳沒有形成自己鮮明的產業結構之前，也就是在1980年代深圳工業化初期，可以看到跨國公司在深圳投資的產業也是多種多樣的，既有傳統產業，也有當時正繁榮的家電產業。但幾乎很少有跨國公司在深圳投資汽車、石化等重化工產業。

比如我前文提到過的，杜邦早在1988年即于深圳車公廟泰然工業區設立杜邦中國有限公司。到現在，杜邦中國已投資了39家獨資及合資企業，總投資超過12億美元，涉及化工、農業、食品與營養、電子、紡織、汽車等多個行業，但杜邦中國總部早已遷往上海，并在滬設立中國研發中心。杜邦現在在深圳主要是設立光明區的薄膜太陽能工廠。

泰國正大集團則是最早進入深圳特區的跨國公司。早在1979年11月，謝易初四子謝國民帶領正大集團的先遣人員就從泰國來到深圳。之后泰國正大集團和美國康地集團共同出資3000萬美元，成立了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主營飼料、養殖產業。1981年，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領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臺港澳僑投資企業批準證書》外經貿深外資證字0001號，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首家僑企正式誕生。正大集團后來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200億人民幣。正大康地深圳的飼料廠早已遷走，地塊1998年被合并進深圳科技園（深圳高新區南山園區）中。

此外，1988年，馬亞西亞郭氏家族的嘉里集團進入深圳，在蛇口設立南海油脂（赤灣）有限公司，后來小包裝食用油的著名品牌“金龍魚”就從這里走向世界。現在深圳仍是嘉里糧油在中國大陸的四個生產基地之一，但嘉里中國區總部則設在了北京。

還有一個令人驚訝的企業，當年美國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阿科石油，早在1982年就進入蛇口，在那里設立阿科中國有限公司。其背景是中國與阿科石油達成了南海石油開采的合作協議，阿科公司開始在南海勘探石油。1998年嘉實多在深圳建設了一座潤滑油調配工廠。2000年BP阿莫科兼并了阿科和嘉實多，成立新的BP集團。

1980年代，當中國剛剛打開國門，作為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深圳吸引了跨國公司的目光，紛紛到深圳來試水，可以理解。包括港資、臺資在內，外資為深圳的經濟發展，為深圳成為著名的科技創新城市，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研究深圳外資經濟過去40年在深圳角色的變化，也是有必要的。

在2003年的文章中，筆者曾認為，深圳是當時中國經濟質量最好的城市之一，民營資本、國資與外資在深圳的經濟結構中相對平衡，大約民營經濟占到深圳經濟的五成左右，外資占三成左右，國資占兩成左右（這里面有一個變數，即駐港央企在深圳的投資算國資還是算外資，倘若算國資，則國資在深圳占到3萬，外資占兩成）。但20年后的今天，我們還能這樣說嗎？

如果我們看過去40年來深圳的FDI（外商直接投資）數據，可以說，2001年之前的20年，與后20年比，FDIC總量上并不特別大；后20年深圳FDIC數據一直呈上升態勢，試以2015年以來為例，這七年來深圳實際利用外資的數額分別為（美元）：65億、67.32億、74.01億、82.03億、77.1億、86.83億、110.2億。從數據來說，可以說屢創新高，2021年甚至史無前例地突破了100億美元。而對比1979-2004年深圳市實際利用外資總計才401.73億美元。

但在2001年之前，在深圳FDI來源地中，除了香港總是排第一之外，前五名中不乏美國、日本、臺灣的身影；但2015年以來，前五名的FDI來源地中，除了香港之外，最常見的卻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偶爾也在前5之列，但美國、日本和歐洲卻甚少進入前5，甚至前十都不見蹤影。眾所周知的是，這些離島金融中心，包括香港、新加坡在內，包含著很大的假外資成分，也即本土資本在外面繞個彎再以FDI的身份進來。

更重要的是，近年深圳吸收FDI中，房地產業投資常常居第一位，服務業占比高達80%左右，而科技制造業跨國公司卻很難覓身影。這意味著什么？

而在1990年代，跨國公司科技巨頭們卻是深圳特區的常客。

二

1990年代之后，深圳的工業化進程突飛猛進，而且逐步開始形成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而這個過程，表現為三個階段：以家電尤其是彩電為主導產品的階段；以電腦為主導產品的階段；以手機為主導產品的階段。

這三個階段并非深圳有意選擇，其實是中國在極度貧困之后，消費需求不斷被滿足而升級的過程，因而也形成其中三個最主要的消費熱點（另外住房和汽車則是更重要的消費熱點）。抓住這些消費熱點，也就意味著找到了經濟增長的引擎。有幸的是，深圳雖然沒能抓住汽車這個消費熱點，但抓住了彩電-電腦-手機這一系列國民級消費熱點。

這三階段并非有截然的分界線，其實只是熱點被滿足之后轉換的過程。在這些階段中，都有外資跨國公司的參與，但也都有一個本土企業崛起、并最終對跨國公司進行排擠的過程。

1980年代中期，初步解決溫飽問題的中國人開始提升消費層級，即從所謂“老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手表，轉向“新三大件”彩電、冰箱、洗衣機。國內各省紛紛上馬家電生產工廠，以彩電為例，到1987年，全國彩電生產線已達100多條。當時的消費分級，大城市較富裕階層以購買進口家電為主，而中小城市及農村則以國產品牌為主。

全球家電產業重心轉移，1950年前美國占據主導地位，歐洲家電亦有一席之地，1970-2000年期間，日本家電稱霸家電江湖。2000年后，韓國企業快速崛起。所以在中國家電需求進入爆發式增長期，正是日本家電制造業的黃金時代。

在1980年代，日資家電巨頭甚少在中國大陸建立生產基地，而是本土生產、出口到中國大陸。在前述消費分級的前提下，日資占據高端，中資彩電新勢力占據低端并向中端爬升，有一段相安無事時期，但以日系為代表的洋品牌占據了80%的市場份額。

1996年之前，中國彩電有如意、黃河、青島、環宇、孔雀、金鳳、三元、飛躍、凱歌、西湖、長城、昆侖、菊花、贛新、星海、華日、鶯歌、韶峰、春筍、雙喜、山茶等60多個品牌，幾乎每個省都有一個政府重點扶持的彩電定點生產企業。1996年，長虹掀起一場價格大戰，劇烈的市場競爭消滅了幾十家企業中的大部分，最后只剩下6家，康佳、創維、TCL、長虹、海爾、海信，但這6家迅速做大做強，兼并重組了原有的彩電生產能力。

這輪價格大戰的一個副產品是，以日系企業為主的洋品牌其市場份額迅速被6家崛起的中資巨頭侵削，到2010年時，外資品牌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被降到了20%。在此基礎上，中資彩電巨頭開始進入國際市場，與日韓彩電企業進行競爭。這個過程中，日系彩電企業被迫在中國設立生產基地以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無論是中國市場的競爭，還是全球市場的競爭，都需要它們這樣做。

說說這事跟深圳的關系。

6家碩果僅存的中資彩電巨頭中，有3家在深圳地區（其中TCL總部在惠州，但其運營總部事實上在深圳）。可以說深圳由此占據了中國彩電市場的半壁江山。以2005年為例，創維、TCL、康佳包攬了中國彩電市場的前三名。

為何有此結果？原因之一是，在1996年的關鍵之戰中，珠三角地區因為擁有核心零部件的灰色供應鏈，而立于不敗之地；二是，當時深圳地區建立了全國最完備的彩電供應鏈體系。其中一個原因是，賽格集團與兩家跨國公司建立的兩個核心零部件生產企業。

1989年5月，日立與深圳賽格集團和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合資，興建深圳賽格日立彩色顯示器件有限公司，項目總投資1.6億美元（這在當時算是巨額投資），年產量160萬只彩色顯像管。這間合資公司2004年達到其巔峰狀態，年產3000萬只彩管，營收23.1億元。2007年受行業衰退影響嚴重虧損停產。

同樣在1989年，由國務院批準，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深圳賽格集團與香港康貿發展有限公司三方合資，投資2.7億美元，引進美國康寧公司和日本旭硝子公司生產設備和技術，設計能力為年產20″-28″彩色顯像管玻殼400萬套。該項目1992年投產。1998年8月，該合資公司又引入世界三大玻殼廠家之一--韓國三星康寧株式會社，成立了深圳市賽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其背景則是，1995年三星電子與美國康寧成立面板生產的合資公司，由該公司轉持香港康貿（實為康寧在香港的公司）在賽格中康的股份。

所以在1990年代，賽格集團事實上引入了當時全球彩電上游產業鏈的日立、三星、康寧三大跨國巨頭在深圳設立合資企業。

前文涉及的日本旭硝子也因此結緣深圳。2011年，旭硝子就配合TCL華星光電項目，而斥資220億日元（近3億美元）在深圳光明區投資建設了第8.5代TFT-LCD玻璃基板項目。后來旭硝子更進一步于2020年12月與TCL華星光電聯合投資48.7億元人民幣，建設第11代玻璃基板生產基地項目。這是后話，不題。

有意思的是，在康佳、創維、TCL三巨頭扎堆深圳地區之后，日韓等彩電產業鏈上巨頭們，卻甚少投資深圳。無論是松下、東芝、夏普，還是索尼，三星電子，都更偏愛在中國的北方投資。

如松下電器在1980年代末開始在中國設立合資工廠時，就選擇了北京和天津，其后松下在中國大陸設立了80多間企業（包括在上海設立等離子顯示器工廠，在濟南建設液晶電視工廠），但基本未涉足深圳。

東芝則于1991年在大連設立其電視機工廠，后來又在杭州建立了出口基地。東芝先后在中國24個城市設立33家工廠和研發機構，但都與深圳無關。直到后來，東芝關閉其在中國的電器生產工廠，全部轉往越南，研發和精密部件生產則回遷本土。

夏普將其中國總部設在上海，其生產基地則布局于上海、常熟等地。

索尼在華總投資超過8億美元，其與彩電相關的生產基地則主要設于上海、江西和廈門，于廣東則在中山投資了一個電視機工廠，在惠州建立過一間零部件工廠。當然索尼好像并不特意排斥深圳，2002年其在深圳設立了國際采購中心，要業務是為EMCS日本采購零部件。但也僅此而已。

是深圳在廣東三虎的臥塌之側，不容外資酣睡呢？還是已變成一個不值得家電業投資的地方呢？

三

進入1990年代，彩電市場正在烈火烹油之際，深圳及周邊地區的計算機硬件制造產業，也迅速地發展起來。

我前面的文章中提到過，臺資計算機硬件產業大舉進入珠三角東岸，是這一波投資潮的主要推動者。如果這是指東莞，是成立的；如果是說深圳，則不大成立。因為在深圳投資計算機產業的，卻是以美資大廠為主，臺資為輔。臺資電腦業者在深圳主要是唯冠、才眾和精英電腦（在沙頭角保稅區的鑫茂科技）。

美資跨國公司巨頭才是當時深圳計算機硬件產業的主導者。

早在1992年，希捷（Seagate）就在深圳投資設廠，1994年開始在深圳生產電腦硬盤。1995年其在深圳工廠的產量達到198萬臺，銷售額達到22億元人民幣。

另一個美資電腦硬盤生產商康諾（Corner）也于1993年與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合資在深圳設立康諾外部設備有限公司，康諾持股90%，中國電子10%，實際總投資2000萬美元。1995年實現銷售收入22億元人民幣。

1995年，美資康柏（Compaq）電腦（占90%股份）與四通集團（占10%股份）合資設立康柏電腦技術（中國）有限公司，在深圳華僑城東部工業區設立康柏全球第五個生產工廠，包括一條主機組裝生產線和3條電腦電源生產線。2001年惠普與康柏合并后，裁撤了深圳工廠。惠普自己在上海、重慶（2010年）設有電腦生產基地，臺資的精英、和碩、富士康均為其代工。

事實上惠普是最早進入深圳的美資IT大廠之一，早在1988年，中國惠普（深圳）有限公司就已成立，生產積分器、醫療產品和電纜。但1992年惠普在北京設中國總部后，惠普在中國的重心就轉向北方。1994年，惠普在青島設廠，生產醫療產品；1995年在上海設立兩個工廠。生產打印機和電腦。然后在1996年，將原來的中國惠普（深圳）有限公司轉讓給SMK公司。之后惠普就再沒有投資深圳。

戴爾（Dell）在深圳設廠的時間，其于2004年遷往廈門，并于2005年在廈門建立第二工廠，2010年戴爾在廈門實現銷售收入340億元人民幣。2008年戴爾開始將其電腦生產大規模外包。告別深圳十多年后，2020年，戴爾于深圳設立了其首家“企業解決方案中心”。

美資巨頭中，IBM是對深圳影響最大的電腦公司。1994年，IBM與長城計算機集團聯合成立長城國際信息產品（深圳）有限公司，IBM持股51%，長城49%，總投資1000萬美元；1995年9月，IBM又與長城、開發科技三家合資設立長科國際電子有限公司，IBM持股60%，兩家中方公司分別持25%和15%，生產電腦磁頭和板卡等產品。2001年，IBM更關掉其在墨西哥的硬盤工廠，改為在中國生產。

2005年，IBM出售了個人電腦業務，繼續與長城計算機攜手，在深圳成立了合作企業-長城國際系統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STC)。2009年，ISTC成為IBM全資子公司，并正式更名為國際商業機器系統集成（深圳）有限公司。

IBM在華投資的一半集中在深圳。IBM全球采購中心總部、全球服務執行中心總部都放在了深圳。其對深圳的青睞可見一斑。

2007甚至有媒體爆出，“位于深圳寶安的光明高新區將建IBM12英寸芯片廠，首期投資達17億-18億美元。目前，該項目的前期準備工作包括環評、可行性研究報告、市場調研報告、選址以及國家相關審批手續等都已就緒，預計年內將簽訂正式投資協議。此前，IBM與深圳政府相關部門已就該項投資進行了長達兩年的接觸和商洽。”當然IBM最后沒有進入芯片制造領域。

聯想集團在2004-2005年收購了IBM個人電腦業務后，IBM深圳工廠皆成為聯想的生產基地。一直有傳言聯想計劃關閉深圳工廠，但聯想一直否認；直到2020年3月，聯想投資20億元人民幣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在深圳開工，才徹底終結此種傳言。該基地建設規模約28萬平方米，產品不僅涵蓋個人電腦、服務器等聯想傳統業務，而且將承載孵化各類智能產品等新興業務。

日本財團丸紅株式會社也曾加入到長城與IBM的合作中來。2005年2月長城計算機集團與日本東洋鋼鈑株式會社(T.K.)、日本丸紅株式會社(Marubeni)共同出資組建深圳東紅開發磁盤有限公司。東紅公司設立在深圳市龍崗區深圳出口加工區。長城集團重要成員企業——深圳開發磁記錄有限公司和日本東洋鋼鈑株式會社、日本丸紅株式會社的投資比例分別是49%、30.6%和20.4%。東紅公司主要做硬盤玻璃盤基片的開發、生產制造。

一些電腦周邊產業的制造商也進入深圳，最具代表性的是精工愛普生，早在1984年就在深圳八卦嶺投資2.5億港元設立業信技術（深圳）有限公司，生產打印機，研究和開發部門則設在日本。1994年其深圳公司營收為17億人民幣，1995年達到30億。

另外日本理光株式會社于1991年1月在深圳皇崗北路投資興建生產基地，以生產復印機、傳真機、打印機、輕型印刷機及其零部件為主，投資總額達7000萬美元。后又在寶安區福永街道設立理光工業園。2020年，理光關閉其在皇崗北的工廠，搬遷到東莞。

同樣生產打印機的富士施樂，則于1995年6月建立其深圳生產基地。這似乎是為數不多的仍然堅守深圳的跨國公司生產基地之一。

另有愛默生電氣于1992年5月在深圳設立工廠。2001年，愛默生以7.5億美元收購了華為的電源部門安圣電氣，更名為“愛默生網絡能源”。后來愛默生收購了愛立信電源部門后，亦將其轉移到了深圳。不過2016年，愛默生以40億美元的價格將網絡能源出售給白金資產管理公司（PlatinumEquity)和合伙投資者，更名為維諦技術。

1994年，深圳市計算機行業產值為68.6億元，到1995年則增長到112.5億元，占全國的1/3。除了美資、臺資等300多家外資企業，還包括中資的長城、聯想、中航、開發科技、華源等大公司，這樣的良好形勢令深圳市政府信心倍增，在1995年所做的“深圳計算機產業九五規劃”中，提出到“九五”末總產值要達到500億元，要形成兩個年銷售額100億以上（長城、康柏）、三個年銷售額50億以上（希捷、開發科技、業信）的大企業。

2000年深圳計算機產量202萬臺，年產值345億元，占全國的27%，配套廠家達1600多愛，年配套能力號稱在3000萬臺左右。到2001年，深圳市政府仍宣誓將重點發展計算機及主機板卡、顯示器、計算機磁頭等項目，著力突破整機尤其是有自己品牌的整機制造這個關鍵環節，把深圳建成我國最大的計算機產業基地。

而當時政府要扶持成長為超500億元的大型企業集團的名單，已不見前述外資企業，只包括華為、長城電腦、富士康和中興通訊幾家。但深圳最終也沒有能夠擁有自己品牌的電腦整機廠商。曾經曇花一現的新天下神舟電腦終未成大器，倒是華為最后推出了自己的筆記本電腦產品。

如果我們回望1990年代，正是深圳備受跨國公司IT巨頭們寵愛的時代。然而現在的深圳，甚少能見到這些跨國公司們的身影。它們大部分都沒有離開中國，雖然許多品牌電腦企業并不再自己生產，而是外包給代工企業。但它們仍然在中國各地設有不少工廠和研發中心，但不是在深圳。

四

我在前面關于華強北和富士康的文章中，曾初步描繪了手機產業鏈在深圳崛起的過程。后面關于華為及中興通訊的文章中，我還會進一步分析本土IT巨頭們在手機產業鏈中的所作所為。但在1990年代末手機產業興起，直到華為智能手機進入全球三甲，這中間的很長時間里，在中國及全球手機市場呼風喚雨的其實是摩托羅拉、諾基亞、西門子、愛立信、索尼、三星等外資巨頭們，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們在中國的生產基地，大都有效地避開了深圳。然而在通信設備制造領域，華為和中興通訊的對手們似乎并沒有這種回避。

據說，摩托羅拉號稱“中國IT界的黃埔”，中國手機研發企業群的崛起已經中國集成電路設計、測試領域的崛起都與摩托羅拉有著直接和間接的關系。眾所周知，摩托羅拉在中國的生產基地主要就是天津工廠。對于純粹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組裝，而不需要與當地創新網絡進行互動的跨國公司，它們似乎更愿意孤懸于某個城市，依靠良好的政商關系，而獨善其身地獲得發展，摩托羅拉之選擇天津、東芝選擇大連、戴爾選擇廈門，皆如此。

1992年，摩托羅拉投資1.2億美元，在天津開發區建立其中國生產基地。十年之后，全球9成的摩托羅拉手機都產自于這里。最鼎盛時期，摩托羅拉在天津的投資超過30億美元，在中國的總投資額甚至一度超過大眾。2001年摩托羅拉在中國銷售407億人民幣（50億美元），中國員工12000人。在中國本土采購81億人民幣。直接供應商176家，間接供應商700余家。

摩托羅拉與深圳主要的直接交集，可能也就是其于2003年計劃斥資75億美元收購華為，當談判進行到最后階段，兩位CEO交接，剛上任的CEO桑德爾認為華為的報價太高，沒有意識到華為的潛在價值，于是取消了這場收購交易。

據說這是桑德爾在中國市場所犯的兩個重大錯誤之一。另一個錯誤是，當時中國市場正由2G向3G發展，摩托羅拉中國區沒有及時推出滿足市場需求的3G手機，而是沉醉于銷售便宜的2G手機，最終被三星等公司吃掉中國市場份額，摩托羅拉的市占率也大幅下滑。2007年，摩托羅拉中國區業務徹底崩潰，霸主的地位由其天津鄰居三星取而代之。

2010年，摩托羅拉將移動通信基礎設施業務賣給諾基亞西門子。2011年，摩托羅拉拆分成兩家公司：摩托羅拉移動和摩托羅拉系統；2011年8月，摩托羅拉移動被谷歌以125億美元收購；2014年，摩托羅拉移動被谷歌以29億美元折價賣給聯想。

2002年，三星電子進入中國時，同樣選擇了天津，甚至把工廠建在摩托羅拉天津廠區的附近。2003年，天津生產手機5000萬部，占全國的25%，一時天津似乎成為中國的手機制造中心之一。當時深圳只有華強北的山寨機與其抗衡。三星電子后來將生產基地轉移到惠州仲愷高新區，直至2019年撤出中國。

諾基亞剛進入中國時，同樣選擇在華北的北京和天津設立工廠。1994年，諾基亞投資1.2億人民幣與北京郵通設備廠在北京設立合資工廠，2000年，諾基亞斥資100億元人民幣在北京亦莊建設星網工業園，吸引眾多世界級的手機零配件廠商和服務提供商加入，據說該工業園2005年銷售額超過700億元人民幣；2006年，諾基亞斥資4.5億元在亦莊建設其中國總部。2008年底，諾基亞公司4條生產線落戶天津市西青區，年產手機3000萬部。

不過諾基亞較摩托羅拉聰明的是，它并沒有固守北京，1995年在東莞設立了合資工廠（2014年關閉，2019年工廠被拆除），1998年斥資5000萬美元在蘇州設立了生產基地（2015年關閉）。

諾基亞2009年開始陷入巨額虧損，2013-2014年，微軟以75億美元作價收購諾基亞，并將諾基亞位于北京亦莊經開區星網工業園的工廠關閉，原址后來成為北汽新能源汽車試驗中心。我前面的文章也提到了，微軟后來又將諾基亞手機業務賣給了富士康。

愛立信1995年開始在中國設廠，其在中國的手機生產主要是在北京，即與普天集團合作的北京愛立信普天移動通信（2005年更名為“北京索愛普天”，索愛持股51%），后來索愛又在順義天竺空港工業區設立巨型工廠。最高時北京生產基地年產手機達4000萬部。

2001年2月，愛立信將其手機生產業務交給偉創力（FLEXTRONICS）公司代工。2001年10月，愛立信與日本索尼（SONY）分別出資50%組建合資公司索尼愛立信（SonyEricsson），將雙方的手機業務進行合并。索尼愛立信公司總部設在倫敦。

2002年12月，南京熊貓電子將以其與愛立信的南京合資公司部分股權，換取普天與愛立信的手機生產合資公司—北京愛立信移動通信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權。完成資產互換后，南京愛立信熊貓工廠，但主要生產通信設備。北愛則成為索尼愛立信手機全球重要生產基地，2006年曾占其全球產量的1/3，出口額達到220億人民幣。2019年，索尼宣布關閉索愛北京工廠，將生產基地轉往泰國。

西門子手機則于1993年在上海設產其中國生產基地。2001年是西門子手機在中國市場銷售的頂點，賣出了500萬部手機，在中國的市占率為13%。2005年10月，西門子將其中國手機業務賣給臺資明基電通，明基將其蘇州手機工廠遷往上海與其合并，但在一年虧損了6億美元之后，于2006年底關閉上海工廠。

我們能不能說，這些外資品牌手機之所以全都鎩羽而歸，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沒有選擇深圳？選擇了深圳的蘋果（由富士康代工），至今仍笑熬漿糊。當然這只是開玩笑。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2010年之后，深圳地區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最大的手機生產中心。以2013年為例，全國手機產量達到了16億部，僅廣東一省就占去了8億部。2020年之前的10年里，全球手機得深圳者得天下，是不爭的事實。因為這里建立了與手機有關的最豐富的創新生態系統。

五

筆者在回顧深圳地區在彩電、電腦和手機三大主導產品的興衰史時，最為感慨的是，為何深圳經濟特區在1990年代在跨國公司們眼里的香餑餑，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卻被跨國公司們拋棄了？

當然，說“拋棄”可能言過其實，2001年之后的20年里，跨國公司在深圳仍有零星的投資。

零售巨頭沃爾瑪1996年進入中國，與當時的深國投商置（后改名為印力集團，輾轉賣出，現在屬于萬科）合股（65：35），在深圳開設了第一家沃爾瑪購物廣場和山姆會員商店。2001年底，沃爾瑪將其全球采購中心從香港遷來深圳，直到今年4月，沃爾瑪宣布將其全球采購中心從深圳遷往印度。至今沃爾瑪仍是將其中國總部設在深圳的為數不多的跨國公司之一。

1991年，奧林巴斯投資2億美元在深圳設立相機工廠，2001年，奧林巴斯深圳公司宣布增資4500萬美元，擴大附加值較高的光學零部件、數碼相機的生產，加快研發中心建設，奧林巴斯集團亞洲區域總部由香港遷至深圳。2018年5月，奧林巴斯關閉其深圳工廠。

此外還有前面提到的，2008年，杜邦在深圳光明高新區投資薄膜太陽能電池板項目，以及旭硝子配合TCL華星光電，而在光明高新區設立的玻璃基板項目。

歐洲跨國公司甚少投資深圳，但西門子醫療似乎與深圳有緣。2002年，其進入深圳投資設立西門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據稱這是西門子醫療全球磁共振運營體系中唯一擁有完整價值鏈的研發和生產基地。2013年，西門子醫療又加大了在深圳的投資力度，SSMR在原有的磁共振業務基礎上，增加了AT（臨床治療）和ME（醫療電子）兩大業務。

當然，最早投資深圳的歐洲IT巨頭意法半導體，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提過。飛利浦也是較早與深圳合作的歐洲公司，早在1980年代，其就與先科集團進行技術合作，之后2008年，飛利浦照明收購比利時“Massive”與香港譽威集團在深圳的合資公司，進入深圳，直到2016年飛利浦宣布關閉這間深圳工廠。

此外德國老牌電機及周邊電子組件研發制造企業德亨電機，2011年在深圳設立獨資制造企業，主要負責生產BLDC電機和相關驅動泵產品。

總的來說，2001年之后，特別是2008年之后，在深圳進行較大投資的跨國公司幾乎屈指可數。這與跨國公司在長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區的大筆投資形成鮮明對比，也與1990年代有著巨大反差。

被跨國公司忽視的深圳地區，卻由本土民營科技巨頭們打出了一片江山，并在深莞惠地區構建了中國大陸最為豐富的創新生態系統。有意思的是，這個地區創新網絡在2014年之后，竟然又開始吸引部分IT跨國公司重新進入。當然，這回它們看中的是這地方的創新生態，而不再是20年前它們僅僅看中的是低成本制造因素。

最早認識到深圳創新生態價值的仍是IBM，2008年8月，IBM將其全球軟件外包中心設在深圳。

但真正掀起一波重新認識深圳的風潮的，應該是英特爾。

2013年英特爾執行長科再奇（BrianKrzanich）上任后，馬不停蹄連續拜訪深圳，不但于2014年2月將年度信息技術高峰會IDF移師深圳舉行，更宣布首個智能設備創新中心落戶深圳。科再奇還高調宣布英特爾將投資1億美元，在深圳設立“英特爾中國智能設備創新基金”，用于拓展新的市場機會。

2016年8月，“英特爾凌動與MeeGo創新中心”在深圳市福田區正式成立。這是英特爾在中國成立的首個致力于推進基于MeeGo開源軟件平臺的嵌入式設備創新孵化中心。該中心立足深圳和珠江三角洲電子信息產業的雄厚基礎，輻射全國并面向手持設備、消費電子、嵌入式設備市場日益增長的強大需求，旨在推動基于MeeGo開源平臺的嵌入式設備開發以及應用、服務創新。

當年6月高通也在深圳成立創新中心，并在南山區成立全資子公司——高通通信技術(深圳)有限公司。高通中國區董事長孟樸指出，深圳創新中心將不僅形成產業鏈協作，而且還會形成5G、集成電路、云計算、大數據等多個領域的創新協作。

2016年9月，微軟中國研發集團深圳新園區正式啟用，座落于清華同方信息港，由微軟亞洲硬件中心和微軟移動互聯網技術（中國）研發中心兩支研發團隊組成。

同樣在2016年10月，蘋果CEO庫克宣布將在深圳設立新的研發中心。

2019年4月，埃森哲深圳全球創新研發中心落地，重點聚焦人工智能、機器人、工業X.0等領域的前沿應用研發。

2019年11月，ABB開放創新中心在深圳成立，定位于全球協作和創新，將重點開發包括人工智能、云服務、網絡安全、智能建筑等核心領域的業務。

最新的則是2021年12月，飛利浦在中國最新部署的三大創新中心之一在深圳成立。

連飛機制造商空客也來湊熱鬧，2019年2月，空中客車（中國）創新中心在深圳成立，該中心是空中客車繼硅谷設立創新中心之后，在亞洲設立的首個創新中心。

這波自2014年以來的表態，是否意味著跨國公司對深圳研發環境的認可？這環境既包括人才的供給，也包括產業與科研互動的整體能力。

畢竟，根據中國國家科學技術部的國家科技年鑒（2014）的數據統計，在我國設立的跨國公司區域總部接近85%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其R＆Ｄ機構又接近90%設立于區域總部之內。相較京滬，深圳市跨國公司來此設立科研機構的吸引力明顯不足。

而2014年之后，吸引力為啥增強了呢？肯定不是因為深圳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突然變得強大了，而是因為深圳的創新生態在國際上被看見了。而深圳的創新生態，卻是以產業為基礎的。當年它們不認為深圳是合適的制造基地，也就是否定深圳作為科技制造業中心的職能，現在又承認了深圳地區創新生態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相當程度上建立在相關的硬件制造能力之上，這是否存在著一種悖論？

事實上，在筆者看來，跨國公司的重要價值，就是在全球創新鏈和地區創新網絡之間搭起一座橋梁，使創新資源得以重組，技術得以擴散。跨國公司本身就應該是地區創新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1990年代，跨國公司在深圳的集聚投資，為深圳注入了可觀的創新資源，夯實了深圳科技制造業的基礎；而在2001-2014年，跨國公司在深圳的缺席，也使得深圳地區創新生態缺少了一種重要的元素；所幸的是，深圳本土跨國公司如富士康、華為、中興通訊、騰訊、比亞迪等的崛起，填補了這一空缺，同樣起到了將地區創新網絡與全球創新鏈嫁接起來的作用。2014年之后，跨國公司再度進入深圳，雖屬錦上添花，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更何況，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重新定義“硬件”，因此對深圳來說，這波跨國公司入深，也許比1990年那波更為重要。

畢竟，之前跨國公司在中國各地的投資，更看重的是中國藍領勞動力的價格低廉。而現在它們看重的，是任正非所謂的中國的“工程師紅利”。華為正是吃這塊紅利而崛起，而跨國公司們相對華為，其實是后知后覺了。

最后必須要指出的是，上述所有論述，都止步于2019年或2020年。2020年以來，世界完全改變了。

在2019年之前，深圳的經濟和產業呈現出絕對的外向型特點，可以說是以“外循環為主”，在整個國家轉向“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架構下，跨國公司在中國會有怎樣的變化？深圳對跨國公司的態度會有什么樣的變化？

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