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新加坡的印象是什么？

干凈的花園城市？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海港？

別再被它這些光鮮的外表騙了，它真正厲害的是制造業！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宣布獨立，李光耀在記者會上流下淚水。

當時，幾乎沒有人相信，這個貧窮的小島可以生存下去。它自然資源匱乏，人口主要由文化歷史與種族都大不相同的新移民構成，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殖民、占領和侵略……

如今，這個領土面積剛過700平方公里、人口數量不足580萬的彈丸之地，以高收入、無外債、持續正盈余的姿態，穩坐全世界最穩定、發達的經濟體之一。

是什么讓新加坡的經濟實現飛躍？

除了眾所周知的金融服務、旅游業，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制造業更是新加坡經濟的重要引擎。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加坡制造業增加值一直在穩步上升，其GDP占比幾乎從未低于20%，高時甚至超過25%。

▲數據來源：A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 Website（Principal Manufacturing Statistics）

科技制造強國日本、德國，其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維持在20%左右。其他發達國家，美國、法國僅為10%左右，英國2019年只有8.59%。

彭博創新指數顯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業產值比2019年增加了7.3%，制造能力排名全球第三；2021年，新加坡再上升一位，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韓國。

制造業為45萬新加坡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占整體勞動力的12%。

當“制造業”和“勞動力”聯系起來，你腦海中首先浮現的畫面是什么？

工廠的紡織女工？服裝、鞋子的血汗工廠？還是玩具和廉價電子產品？在如今的新加坡，以上都不是。

新加坡的制造能力之強，體現在精密工程、航空航天、生物醫學、電子以及化工等領域。

新加坡生產了全球大約60%的微陣列、35%的熱循環儀和質譜儀，占據了全球10%的制冷壓縮機市場、30%的助聽器市場以及70%的半導體引線焊接機市場……

這些已成為新加坡經濟的重要引擎之一——精密工程制造業，其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5%左右。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顯示，目前已有2700家精密工程公司落戶新加坡。新加坡也因此成為了很多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或重要研發中心，如科磊、庫力索法、是徳科技以及羅徳史瓦茲等。

電子產業中，新加坡生產了全球約20%的半導體設備。EDB顯示，新加坡半導體企業數量已經超過300家。來自歐美、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半導體公司，如英飛凌、意法、安華高、大型代理商安富利等都把其亞太總部設在了新加坡。

在制藥行業，全球收入最高的10種藥品中有4種在新加坡生產。愛爾康、Amgen、諾華、輝瑞、羅氏、賽諾菲、夏爾和默克等均把亞太地區總部或研發中心設于新加坡。

航空航天行業，新加坡是全球宇航價值產業鏈的維護、維修和翻修以及制造地，擁有130多家航空航天企業。

化學制品方面，新加坡出口量位居全球前十，全球有超過100家化學品公司在新加坡設有主要業務。

同時，新加坡還是僅次于美國休斯敦和荷蘭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超過100家全球石油、石化和特種化工公司集聚于此。

……

▲數據來源：A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 Website（Principal Manufacturing Statistics）

高精尖的領先規模與能力，讓新加坡成為高端制造的重鎮，但新加坡真正站上高端也是最近10來年的事。

在此之前，新加坡的制造業經歷了什么？

新加坡正式獨立前兩年，也就是1963年，裕廊工業區正式建成并準備投產。

這是即將被迫獨立的新加坡，找到的“謀生”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加坡面臨著高失業率、經濟增長緩慢、住房不足、基礎設施衰敗以及社會動蕩等重大問題。

與馬來西亞的分離，讓其變得更加孤立無援——從前，它還能和聯邦中的其它地方進行香料、錫和橡膠貿易。

裕廊工業區建成之前，其所在地裕廊河還只是新加坡南部海岸的一片紅樹林沼澤地，經常有鱷魚出沒。一位名為高健斯威（Goh Keng Swee）的博士，在對這片沼澤地經過勘查過后認為，這里有潛力成為一個重量級的工業中心。

新加坡沒有制造業經驗，勞動力市場不穩定，投資者和當地商人幾乎都不相信高博士的愿景，許多人甚至稱它為“Goh's Folly（高氏愚蠢）”。

新加坡政府卻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并在國家發展計劃中撥款4500萬美元給裕廊發展，這筆錢占到當時工商預算的13%。

根據地理環境的不同，新加坡政府對裕廊進行了合理妥善的規劃：沿海的西南部劃為港口和重工業區；靠近市區的東北部劃為新興工業和無污染工業區，重點發展電子、電器等技術密集型產業；中部地區為輕工業和一般工業區……

1964年1月13日，裕廊工業區鋪好了它的第一塊基石——國家鋼鐵廠（NatSteel）正式開業。

此后，在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的幫助下，高博士每天都安排工廠舉行開工儀式，并請媒體持續報道。“沒有什么比每天開一家新工廠、為期三個月更誘人的了”。在這種勢頭下，裕廊工業區每年都增加上萬名員工。

新加坡政府還擁有更大的愿望——吸引跨國公司來此發展。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形勢呈普遍繁榮的態勢。印度尼西亞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上臺后，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的對抗結束，兩國恢復貿易。與此同時，美國和日本也開始對新加坡青睞有加。

新加坡政府乘勢而上，在裕廊工業區推出了一系列激勵政策。比如，寬松的還款條件、現成的工廠空間和基礎設施、慷慨的稅收優惠以及健康的員工關系的承諾等。

1969年開始，大批海外投資、企業來到了這片土地上。德州儀器開設了第一家工廠，殼牌、美孚等石油公司，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公司，美國列明士頓公司等世界著名大造船廠商也紛紛扎根于此。

到1972年，新加坡四分之一的制造業公司，要么是外資公司，要么是合資企業。

正如當初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那樣，制造業的崛起使新加坡的經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獨立后的8年時間里，新加坡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7%，還基本實現了完全就業。

當初的“高氏愚蠢”變成了“高氏榮耀”。裕廊工業區，不僅成為新加坡最初從殖民地港口向工業出口經濟轉變的象征和隱喻，更成為了新加坡未來工業發展的燈塔。

然而，對新加坡來說，即使實現了經濟飛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整個7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也算不上安穩。

1971年，英國完全撤出新加坡。1973年和1979年，先后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導致全球油價暴跌，石油起家的新加坡靠資源發展經濟難以為繼。

這意味著，新加坡政府需要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范圍、更強勢的作用，關于制造業的規劃也要考慮得更加全面。

此后，新加坡開始有計劃地升級制造業，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技術含量產品過渡。

計算機技術和電子成為政府促進工業發展的重點領域，電子、石化、零部件和精密工程這樣的高附加值產業企業開始扎堆出現。

惠普公司在新加坡生產出第一臺袖珍計算器；森德斯特蘭公司（現為漢密爾頓桑德斯特蘭公司）開始著力建造一個飛機設備零部件廠；希捷在新加坡生產磁盤驅動器；菲利普斯石油新加坡化學品公司、聚烯烴公司、登卡新加坡和乙烯甘醇紛紛到來……

到20世紀80年代末，以就業人數和制造業的附加值來衡量，計算機和相關電子產品已成為新加坡最大的工業。新加坡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磁盤驅動器和磁盤驅動部件生產國。

然而，新加坡制造業很快迎來了新的挑戰。

2001年4月，飛利浦電子新加坡首席執行官約翰·范斯普倫特，正領導著政府委員會向新加坡提供建議——關于如何最好地留住制造企業。諷刺的是，這個月中旬，飛利浦總部正在打算把其位于新加坡的亞洲地區總部遷往中國香港。

中國確實是個好去處。

在20世紀90年代初，東南亞經濟一直處于超前狀態，吸引的外資比例占全亞洲的60%，中國只吸納了還不到20%。到了2000年，東南亞變成了10%，中國則上升到了30%。

這種轉移趨勢的起點是在7年前。

1993年，“北京·1993跨國公司與中國”的會議在北京國貿中心召開，會議明確鼓勵跨國公司來華投資。

臺下，西門子、摩托羅拉、巴斯夫等50家跨國制造企業代表聽得熱血澎湃。于是，美國福特公司主管國際業務的執行副總裁韋恩·伯克把“頭號業務重點”放在了中國；寶潔來中國一口氣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廠……

李光耀說，中國簡直成了“外資吸塵器”。

中國人的創業熱情，以及中國政府釋放的利好政策，共同成了吸引外資者的強磁石。

對比中國后，不缺政策利好的新加坡，為自己下了結論：“缺乏企業家精神”。

為了孵化本土企業家，他們嘗試減稅、打開大門、引進人才；為給有前途的初創企業提供資金，還設立了政府基金。這才有了文章開頭的現象——21世紀初，新加坡制造業的企業數量陡然上升。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不再單純地依靠外來者投資，而是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技術壁壘。

“必須將‘創造力’融入我們的文化、思維定勢和價值觀中”，李光耀下定決心，將新加坡工業開始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活動——把化學品、生物技術、制藥和信息通信成為重要驅動力，并大力刺激當地中小企業增長的方案。

為滿足發展石化工業的用地需求，新加坡從1995年開始填海造陸，并將7個小島合并成一個大島，打造成了總面積32平方公里的裕廊島。這個為期14年的工程，為新加坡的石化行業提供了一流的硬件條件。

通過集中投資，裕廊島形成了“化工簇群”，即上下游產業一體化的發展模式。辛醇（伊斯曼公司）、乙炔（塞拉尼斯公司）、苯乙烯（殼牌）、苯酚（三井化學）等“化學群”，進行上下游產品鏈接，降低了原料和產品的物流成本和企業的投資成本，同時產出許多衍生產品，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大而全的，產品供應基地。

與此同時，新加坡開始在國家戰略層面規劃發展生物醫藥產業，并將生物醫藥產業與電子、化工、工程等產業并列為四大支柱產業。

為了發展生物醫藥產業，新加坡提供了大量稅收減免，以吸引國際生物醫學公司和熟練的外國研究人員，并投入資金到學校培訓學生在分子生物學，基因工程和工業生物技術等領域。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來到新加坡，開設了其在美國以外的第一個研究中心；克隆“多莉”羊的蘇格蘭科學家搬到新加坡從事糖尿病研究；輝瑞、葛蘭素史克、禮來和諾華以及制藥公司在新加坡建立了生產設施和研究中心……

2006年，《海峽時報》報道稱，生物醫學科學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左右，而五年前幾乎為零。5年時間里，新加坡對生物醫藥研發的投入年均增長率接近40%。

▲21世紀初，那批驟然出現的制造業企業中

不乏生物制藥企業

2016年，新加坡推出了精密工程產業轉型藍圖。計劃通過利用數字科技發展先進機器人、增材制造、先進材料、傳感器、激光和光學等領域的技術，拓寬和深化先進制造業基礎。

根據新加坡的《研究、創新與創業2020計劃》（RIE2020），政府將投資33億新幣（約165億人民幣）用于先進制造和工程研發。

2020年，疫情襲擊全球讓新加坡制造業優勢凸顯。《聯合早報》報道顯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業7月至12月間實現連續6個月增長，全年增長達到7.3%，達到2017年以來最大漲幅。

202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制造業2030愿景”：未來10年繼續爭取50%的增長。

《史密森尼》雜志的記者大衛·蘭姆，第一次來到新加坡是1969年——為了報道越南戰爭。在破舊的海濱、被鴉片占據的小巷以及擠滿變性人的布吉斯街上，待過兩天后，他居然有了一個神奇的預感：

“這個非常不起眼的國家，注定要從‘無名小卒貧困兄弟會’中脫離，加入第一世界。”

大衛·蘭姆在那片不起眼的土地上看到了，百廢待興的殘破土地、貧困待業的青壯、遍體黃金的跨國企業——三者糅合的力量，成為了新加坡制造業的起點，造就了今天“驚人的新加坡制造”。

起點處，擁有“三者糅合的力量”的土地不止新加坡，如今它們卻大相徑庭。

20世紀60年代初，在新加坡被迫獨立，連生存都難的時候，中國香港的制造業已經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中的龍頭。

彼時，在紡織、制鞋、塑料、五金、電子以及機械行業，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的出口額，連中國香港的零頭都不到。

然而，僅過了15年后，中國香港便開始被韓國和中國臺灣反超。60年后的今天，中國香港制造業已“空心化”。

就連轟動一時的“數碼港”，如今也已默默無聞。數碼港2017～2018年報顯示，數碼港社群的初創企業超過1000家——卻沒有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

德昌、震雄，再加上偉易達和幾家化工企業，微弱地存在著。大多數畢生經營制造業的那些香港企業家們，其企業規模不及地產巨頭的一個零頭。

也有的企業擺脫了這種命運。依利安達，這家在70年代以生產電話機聞名的制造企業，當前的營收規模在10億左右，它找到出路是從中國香港遷往新加坡后。

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同為亞洲的金融、港口和貿易中心，在過去很多年中，一直惺惺相惜又一時瑜亮。2010年之前，新加坡的經濟總量一直位居香港之下，但自香港被超越后便再難重回昔日地位。

比起新加坡一直以強有力的手段遏制房價，并且致力多元化發展，注重制造業轉型；香港的制造業，則在地產利益全面綁架經濟的模式下，逐漸走向空心化。

70年代末，當新加坡開始有計劃地將制造業，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技術含量和工人熟練產品過渡，政府把計算機技術和電子作為工業發展的下一階段。

此時，GDP頗高的香港，其制造業卻毫無突破。在低廉的人工、房租成本，以及優惠政策之下，香港的小廠長們來內地建起數萬家工廠。他們在香港接單，在珠江三角洲生產，再從香港出口。

他們固守著老舊形態，低成本、小規模、沒有技術升級，沒有品牌建立。彼時，電子已經位居香港制造業的第二產業，但電子制造從勞動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轉型機會，就被眼睜睜放過去了。

那個在石油危機震蕩中顫顫巍巍的70年代，香港的制造業在7年內下跌了4個百分點；1979到1982年，只3年時間，香港的制造業比重又跌了6個百分點。

90年代開始，香港制造業幾乎完全停滯。社會總研發投入中，韓國在2%以上，新加坡在1%以上，中國香港不足0.1%。

到了1998年，香港才意識到“要成為在發展及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電子商業和軟件發展上處于領導地位”，隨即公布數碼港計劃。

可惜為時已晚，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讓港府元氣大傷，財政預算出現赤字。

金融風暴后，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制造業，前者只是需要加固屋頂；后者則像一場暴雨后的磚瓦零落，房屋幾乎需要重建——風暴來臨之前就已經落后了太多年。

有關數據顯示，從1991-1997年，香港股價和房價的增值共計7萬億港元，而這恰好等于香港在這7年間GDP總和。

也就是說，這期間的香港制造業增加值對香港經濟的貢獻，已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泡沫一破，除了少數在賣空中盆滿缽滿的投機者，大部分人多年的辛苦都付諸東流，產業空心化問題凸顯，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2009年，86歲的李光耀在接受《海峽時報》專訪時提起香港地產商：

“他們制造出什么行銷世界的產品了嗎？沒有！”

兩年后，這句話被收錄進《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之中，以此告誡和警醒新加坡——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存發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