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老虎財經APP

“如果再封二十多天，那就真的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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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上海全域靜態化管理的第15天，也是王剛（化名）所在供應鏈管理公司業務暫停的第27天。因公司位于浦東新區，自3月23日起，王剛的公司就被封閉式管理，禁止任何人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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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封日期始終未定，王剛公司的業務也無法正常開展，“我們出口的貨物沒有辦法給客戶簽發提單，客戶也沒法付錢，國外也沒法放貨，物流就堵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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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發出的幾班貨輪還沒到崗，如果以4月30號為解封日的話，那么我們受影響的貨物大概有上百標準集裝箱的量”，王剛粗略算了一筆賬，一個集裝箱平均貨值約幾十萬，受影響貨值最起碼有兩、三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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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未來會有很多客人會跟我們打官司或者有糾紛”，眼見著上千萬貨值的貨物無法順利履約，王剛有些擔心，“說白了就是國外是否認可中國的封閉條例為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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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王剛所在公司的經歷并非個例，疫情導致違約的人們大多有著同樣的擔憂：新冠疫情，究竟算不算“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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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簽發的提單

上海港，世界重要貿易口岸。數據顯示，2021年，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達4703.3萬標準箱，已連續12年排名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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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的對外貿易也催生了上萬家進出口相關企業在上海扎根生長。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為外貿行業蒙上陰影。眼下，部分位于上海的供應鏈管理公司或正在因為一張“無法簽發的提單”，面臨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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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提單，國際計算中的一種最重要單據，是用以證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貨物已經由承運人接收或者裝船，以及承運人保證據以交付貨物的單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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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來講，提單既是貨物收據，又是物權憑證，同時也是合同成立的證明文件。因此提單原件也可以被視為海運貿易達成的最關鍵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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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提單原件在對外貿易的重要程度，一般而言，絕大多數供應鏈管理公司對其都有著極為嚴密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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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司的提單，代表著我們公司簽發的貨物憑證，按道理說，無論如何都不能離開公司放在私人手里”，在王剛的公司內部同樣存在類似的機制，其提單發放要經過三個部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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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臨時性的封閉之后，公司不讓我們去，（提單）也沒人拿”，王剛有些無奈，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就算拿到紙質提單，如何把提單先后寄到上海的三個區，并送至客戶手中也是個近乎無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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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止于此，因為事出突然，王剛所在公司的美元賬戶和人民幣賬戶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難：前者受制于疫情無法線下交易，后者則因沒有U盾，亦無法確認交易往來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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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均導致了王剛公司手中的提單無法確認簽發。而物流行業牽一發而動全身。一旦提單無法簽發，后續的付款、放貨流程都無法正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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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剛面臨同樣問題的供應鏈管理商不在少數，一個擔憂在業內彌漫——疫情導致的違約，究竟會不會為企業們帶來訴訟風險？

外貿的“不可抗力之憂”

疫情三年間，因疫情導致合同違約的現象不勝枚舉，而這類事件往往集中爆發在大規模封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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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信達（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齊衛國對老虎財經表示，從廣州過去的經驗來看，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當年三四月份大部分企業復工的同時，也是有關疫情“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合同違約的訴訟高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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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上海疫情逐漸向好，一場正在醞釀中的訴訟浪潮或將到來。在此之前，有關疫情究竟屬不屬于不可抗力的問題亟待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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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久誠律師事務所律師許峰看來，參考上海高院發布的規則，如果企業確實受到疫情影響，就有可能被視為不可抗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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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上海高院修訂完成了《關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系列問答（2022年版）》，其中提及，疫情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一般屬于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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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適用范圍來看，上述規定僅限于內貿企業。多位業內人士均對老虎財經表示，對于外貿而言，有關新冠疫情的不可抗力認定存在探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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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講，在國內新冠疫情是算作不可抗力的，國內的企業，只要盡到了及時通知，而且采取積極的措施去止損，防止損失擴大，那么這就是沒問題的。”齊衛國表示，但“對國際這一部分就不能用不可抗力，就是說我什么責任都不能違約，風險不用承擔了，這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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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交易過程中，受合同簽訂細則、貿易國政策等因素影響，有關新冠疫情是否為“不可抗力”的認定情況更為五花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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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還是要看合同如何簽訂，國際上，有些國家沒有把新冠疫情納入不可抗力”，齊衛國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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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在多位外貿從業人士處均得到證明。一位經歷過2020年疫情封控的出口商對老虎財經表示，2020年時，的確存在部分國家不認可“疫情屬于不可抗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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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國際貿易過程中，貿促會往往會充當第三方角色幫助國內企業出具英文版的疫情證明。“但國外認不認又是另一回事”，一位業內人士表示，“這類文件并沒有很強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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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位律師看來，現階段，外貿行業的確存在合同違約導致的訴訟風險。“尊重各自權利，訴訟是難免的”，多位律師同時表示，具體問題還要視情況而定，一般而言只要盡可能舉證“主觀不想違約”，訴訟則有回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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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變更”的博弈

“2020年的時候，中國貿促會做了一個解釋，就是說對于國外國際貨物這部分，原則上不把新冠疫情當成不可抗力的，”提及外貿相關規定，齊衛國表示，“但是可以當成一個合同法當中規定的，尤其是民法典當中明確提出有一叫‘情勢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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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為疫情影響下的外貿企業帶來部分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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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特聘副研究員孫文在一篇文章指出，根據民法典規定，情勢變更相比不可抗力，除了解除（合同）還有其他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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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發生情勢變更后，民法典鼓勵通過當事人通過交涉、調解等各種非訴訟途徑找到理想解決方案。從這一角度來看，相較于不可抗力，情勢變更有一層隱含的意義——更傾向于促成合同繼續履行，而非強硬地解除合同、裁判賠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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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外貿行業也的確存在此類操作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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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的確有部分客戶不認可‘不可抗力’，但我們并沒有吃到過官司”，一位從事鋼鐵出口的外貿人士向老虎財經表示，“因為他無論從全國哪個地方購買鋼材，都運不過去。跟客戶做一些讓步，客戶也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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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公司與物流供應鏈公司扮演的角色不同，面臨的風險點也不盡相同。對于后者而言，一旦貨物交付違約，位于國外的收貨人或將向國內供應商索賠，而國內供應商又可能向物流方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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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此類事件，齊衛國表示，如果收貨人所在國家不認可疫情屬于不可抗力，那么出口商的確會面臨賠付風險，“不過一般而言，只要出口商盡力舉證，賠付金額不會很多，可能就是延期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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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出口商與供應鏈管理商之間，齊衛國認為則需視二者簽訂合同時適用的條款而定。“如果是國內條款，那么肯定是可以被視為不可抗力，不用擔責；如果是適用國外條款，那么就考慮情勢變更。肯定要擔責，但更多取決于雙方的商議，金額也不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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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認定之辯

外貿行業面臨的問題是上海企業的縮影，疫情之下，“不可抗力”成為企業現階段無法回避的關鍵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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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不可抗力的認定并非“非此即彼”，隨著上海疫情管控政策逐步發生變化，“不可抗力”的認定也愈發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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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的司法實踐或可窺其一角。疫情發生以來，在廣州工作的齊衛國經手了數起因疫情導致不可抗力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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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4月份，全國復工復產，廣州有關疫情導致“不可抗力”的相關案件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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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火車站附近的一些批發市場，因為不能開門，兩三個月時間租戶不能營業，這塊是很大的（糾紛量）。”據齊衛國回憶，“但真正經過司法的不多，大多數還是雙方同意給合同一些延期空間，基本上把危機都度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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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廣州疫情再次反復，情況卻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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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時候你再主張以新冠疫情不可抗力這種，原則上是法院是不支持的。因為從2020年4月末之后，疫情得到基本的控制，如果在廣州地區再主張新冠疫情不可抗力的這種情況下，法院原則上是不支持，因為沒有到那種（封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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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齊衛國看來，上海面臨的問題也是一樣，不同的區域影響程度不一樣，雙方承擔的過錯比例，還有對合同履行造成影響的程度，還要具體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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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早期采用浦東、浦西分別封控，這一階段主張不可抗力可能法院不會支持；到了4月初，上海管控最嚴的時候，這個時候基本上就是不可抗力了；但是如果說今天有消息稱上海有一部分工廠已經復工了，再主張不可抗力不能生產，不能發貨，可能又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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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息顯示，目前已有多家位于上海的上市公司部分恢復經營。據泰坦科技消息，4月18日起，泰坦科技上海倉18萬SKU現貨庫存恢復發貨（部分危險化學品除外）。由于疫情影響，外地客戶貨期可能比正常情況延長1~2天，上海客戶將不受影響，由公司自有物流配送。目的地受疫情管控區域暫時不能發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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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據悉上汽等企業已就復工復產展開壓力測試，復工復產已在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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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企業端的形勢變化，上海各區域的管控政策也是“不可抗力”認定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齊衛國舉例稱，如果是封控區，管控最為嚴厲，企業根本無法展開經營，原則上或可視為不可抗力。但如果是其他區域，“假設是影院，已經一部分員工可以在辦公室辦公，即使不能開展線下觀影，其仍然不適用于不可抗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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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看，隨著疫情逐漸得到控制，企業主張不可抗力的訴求也愈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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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多位法律界人士都表達了類似觀點，一般而言，無論是合同法還是民法典，主流觀點都是盡可能保證合同的繼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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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法院不會支持強硬地解除合同、索求賠償。疫情之后，保證合同的正常履行，也是修復修復經濟的保障之一。”齊衛國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