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多客??來源 | 貝多財經

作為全國首家由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聯合組建的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又有香港資本的加持，徽商銀行的發展呈現穩中有進的良好態勢。但深究其業績可知，該行增速乏力等隱憂暗潮涌動，內生增長動能有待提升。

此外，過去一年中大額罰單頻現、股東套現離場等危機也拷問著徽商銀行的內部管理能力。內憂外患之下，徽商銀行還能講出新故事嗎？

一、業績增速放緩，息差拖累利潤

根據財報，徽商銀行2025年第一季度實現凈利潤47.75億元，較2024年同期的45.97億元增長3.87%；截至2025年3月末，該行的資產總值約為2.11萬億元，同樣較2024年末的2.01萬億元實現穩健增長。

在2024年末資產總額同比增長11.49%并突破2萬億元時，徽商銀行就曾表示該項指標的提升主要由于客戶貸款及墊款與投資等資產的增長。具體來看，該行截至年末的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超1萬億元，14.64%的增速較2023年進一步增長。

然而，徽商銀行的營收、利潤增速近年來卻明顯有些乏力。該行2021年的收入為355.14億元，9.98%的增速尚且還能夠稱之為“穩中有增”，但在此后便出現驟降，2022年和2023年的收入增長率僅為2.01%和0.37%。

再看利潤端，徽商銀行的凈利潤在2021年突破百億至114.60億元過后，雖然持續增長至2023年的144.33億元，但增速卻由2021年的19.76%下滑至2022年的16.90%，2023年的利潤增速更是降至個位數，僅為7.73%。

2024年，徽商銀行的收入為371.28億元，2.10%的增速雖然有所回升，但依舊處于微增水平；凈利潤為159.17億元，6.18%的增速較2023年進一步降低，昔日的先發優勢逐漸被同行趕超，與優秀銀行的業績差距也越拉越大。

導致徽商銀行利潤增速放緩的一個直接原因，便是凈息差的不斷收窄。該公司截至2024年末的凈息差為1.71%，較2023年同期的1.88%下滑0.17個百分點；而在2021年，該行的凈息差還能夠達到2.20%。

不僅如此，徽商銀行的其他盈利指標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回落，平均總資產收益率（ROA）減少0.06個百分點至0.83%；平均凈資產收益率（ROE）減少0.66%至11.86%；凈息差也減少0.06%至1.49%，共同拖累了該行的業績。

二、高額罰單頻現，內部管理混亂

從資產質量方面來看，徽商銀行截至2024年末的不良貸款總額余額為98.76億元，較2023年末減少11.46億元；不良貸款率降低0.27個百分點至0.99%，連續四年實現“量率雙降”；撥備覆蓋率也增長14.53%至286.47%。

截至2025年3月末，徽商銀行的總資本凈額、一級資本凈額和核心一級資本凈額分別為1795.20億元、1491.59億元和1288.38億元；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3.35%、11.09%和9.58%，滿足監管要求。

但需要指出的是，徽商銀行在內部治理方面的漏洞不少。據不完全統計，2024年徽商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共計收到來自監管部門的罰單42張，其中6張罰單的處罰金額超百萬，累計處罰金額高達2161萬元，較2023年增加近500萬元。

2024年開年不久，徽商銀行便因管理不到位，違規向虛假項目提供融資、同業授信管理不審慎、EAST系統數據失真、受托支付管理不規范被罰款395萬元，4月和6月又因一系列違規操作，分別被罰款150萬元和250萬元。

2024年10月，徽商銀行合肥寧國路支行由于在流動資金貸款業務的貸前調查和貸后管理環節嚴重失職，被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安徽監管局處以高達550萬元的罰款，成為該行在2024年收到的金額最大的罰單。

徽商銀行的高管層腐敗問題也相當突出，該行前董事長李宏鳴于2024年5月因以受賄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6個月，并處罰金400萬元；法院對其受賄所得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不足部分繼續追繳。

而此前，徽商銀行首任董事長戴荷娣就曾在2022年因利用擔任原合肥市商業銀行副行長、黨組書記、董事長、行長，徽商銀行董事長、督導員、富滇銀行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而獲刑12年。

同年，曾任徽商銀行第四任董事長的吳學民，因構成嚴重職務違法并涉嫌受賄犯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犯罪被“雙開”；該行合肥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何濤也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安慶市紀委監委的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三、股權結構動蕩，有股東萌生退意

在2013年以內地第二家赴港上市城商行的身份登陸港股后不久，徽商銀行便開始計劃擴張資本版圖，并在2019年9月啟動A股上市輔導備案，上市輔導機構為中信證券和國元證券。

然而時隔五年半，徽商銀行的輔導進展報告已多達21期，卻還停留在輔導期。這背后，是中靜新華與杉杉控股遲遲未能落下帷幕的股權糾紛，導致徽商銀行股權結構動蕩，不滿足證監會關于IPO企業“股權清晰”的硬性要求。

此外，徽商銀行與股東之間的關系也談不上和諧。上文中提到的“中靜系”便對徽商銀行的分紅力度不滿意，曾在該行召開2023年度股東周年大會前夕經由子公司發提案，建議徽商銀行提升2023年的現金分紅率。

在中靜系看來，徽商銀行分紅水平大幅降低，與其業績表現和行業地位、形象嚴重不匹配，打擊了中小股東信心，因此提議該行將現金分紅比例由15%提升至30%，并補齊2016年至2022年期間現金分紅不足30%的差額部分，但后者被否決。

與此同時，徽商銀行的不少股東也紛紛開始套現離場。以“中糧系”為例，中糧集團及其旗下公司中糧科技自2024年3月起便計劃在上海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徽商銀行4031萬股股份，但最終未能成功。

2024年末，“中糧系”再發公告，計劃轉讓中糧科技、中糧集團分別持有的徽商銀行4030.95萬股、3810.75萬股股份，兩個項目合計定價3.04億元。然而，由于未能吸引到足夠的意向受讓方，該筆交易于2025年1月決定終止。

在此之后，“中糧系”數次降低了上述兩個項目的轉讓價格，但同樣因未征集到意向受讓方而導致項目終結。2025年3月5日，其將中糧科技、中糧集團的轉讓底價再降至1.09億元和1.03億元，近七折的價格卻依舊無人問津。

有研究人員認為，央企早年入股銀行多出于“產融結合”考量，而當前的大環境正倒逼央企回歸主業。對徽商銀行而言，國資退出或將為地方資本整合提供全新的機會，但顯然，該行如今的治理風險難免讓潛在投資者憂慮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