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啦，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的。”發布“不打工宣言”的周某即將刑滿出獄。

不過一旦出獄，周某很快就會發現，現在外面打工的機會太過難得，貌似除了憑借人氣做網紅這條出路外，他只能回“里面”找朋友玩。

國際勞工組織日前發出警告稱：“新冠病毒對就業的影響極大且無與倫比?！?/p>

當前各國都在奮力抗擊疫情，但是在東亞疫情逐漸得到控制的今天，歐美各國的疫情卻依然處于半失控狀態。

作為發達國家集中地，世界經濟的重心，歐美遭遇疫情困擾，自然就會引發全球經濟震蕩。國際金融協會的研究人員預計，2020年全球GDP將下降2.8%。

經濟衰退不會是孤立現象，國際勞工組織經過評估表示；“在隔離措施和停工的作用下，疫情導致供需雙重經濟沖擊。全球33億就業人口中，超過4/5受到工作場所完全或部分關閉的影響?！?/strong>

全球失業大潮

國際勞工組織在評估時，將疫情的經濟影響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提并論，該機構技術人員在最新評估報告中指出：“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全球失業人數正在迅速增加?！?/p>

作為目前的疫情震中區，美國經濟遭遇疫情重創最為嚴重，就業形勢也最為嚴峻。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16日6時30分，全球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接近205萬例，累計死亡133572例。美國累計確診63萬例，累計死亡27940例。

受疫情影響，美國已失去近2000萬個工作崗位，日前發布的最新每周數據顯示，660萬工人申請失業救濟，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羅戈夫認為：“按年率計算，美國二季度的經濟下滑幅度將高達25%，短期內失業率可能上升到13%至14%。不確定性很大?！?/p>

肯尼思·羅戈夫教授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托賓，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他的研究向來克制嚴謹。羅戈夫教授作出了如此悲觀的預期，說明美國的經濟形勢和就業形勢確實非常嚴峻。

毫無疑問，目前的美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嚴重的衰退期。美國鐵路系統的汽車及零部件運輸量下降了70%，大街上空無一人，工廠紛紛關停，企業銷售額降幅超過50%成為常態，很多企業的庫存和現金只夠維持3至6個月。結果自然是，企業開始解雇員工或讓員工下崗。

經濟衰退，失業潮來襲，實際上這不只是美國需要面臨的挑戰，也是全球所有經濟體都需要面臨的挑戰。

4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報告預計今年發達經濟體經濟將萎縮6.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將萎縮1%。報告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萎縮5.9%，歐元區經濟將萎縮7.5%，日本經濟將萎縮5.2%。

報告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衰退程度遠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下滑，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全球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和失業潮相伴相生，全球步入經濟衰退，意味著全球失業大潮來襲。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計算，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時間將減少6.7%，以每周48個工作小時的標準計算，相當于1.95億個全職工作崗位。其中包括亞洲1.25億就業者，美洲2400萬，歐洲2000萬。

全球經濟一體，中國亦難獨善其身。

國內就業同樣嚴峻

現階段，海外疫情已經開始對中國外貿企業產生嚴重影響，外貿訂單驟然下降，海外的各種材料、零件供應直接斷供。

面對這種全球供應鏈斷裂的局面，很多中小外貿企業直接陷入了經營危機，甚至直接破產倒閉。企查查數據顯示，2020年1月至3月全國進出口企業注冊量同比下降15.9%。在此期間，還有3.7萬家進出口企業注銷或吊銷。

大型外貿企業的情況會好一些，但無非就是能多抗幾個月。這些外貿企業經營困難，造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會陸續裁員。

經營困局不是只局限在外貿企業身上，宏觀經濟環境如此，又有哪一家企業可以幸免呢？

國內疫情已經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很多企業期待的“報復性消費”大概率上是不會出現了。

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表示，2020年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表明疫情開始之后，國內消費基本啞火。復工以來，國內消費雖有所恢復，但遠稱不上是“報復性增長”。

消費沒有提振，需求端動力不足，就會讓國內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供給端企業，因為訂單不足收入降低陷入經營困境。企業極限承壓，迫不得已之下就會走向裁員和降薪，這又會導致社會消費需求進一步降低，整個社會經濟進入惡性循環狀態。

國家對這種情況非常警惕，復工以來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穩企業，保就業”。

為了穩定企業，4月14日國家明確加大財政政策力度，將為企業減負1.6萬億元。

減負的同時，國家多措并舉拓寬企業融資貸款渠道。3月份M2達到近期高點10.1%，人民幣貸款增加了2.85萬億，同比多增1.16萬億，居民部門多增1000億，企業貸款同比多增1萬億。

穩定企業的一個重要落腳點，當然也是為了穩定就業。最近政府多次強調目前首要工作是要保就業。

BOSS直聘《2020求職需求趨勢調查》顯示，有67.8%的求職者認為2019年在求職過程中“明顯感到競爭更激烈”。2019年大部分的求職者都感到了競爭激烈，在疫情影響下，就業機會只會更少，就業的難度只會比“競爭激烈”還要再高上一個層級。

為了應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國家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盡力維持畢業生穩定就業。

一要加大力度支持穩企業、拓崗位，吸納畢業生就業。二要開發科研助理崗位，充實基層教師和醫護人員隊伍。三要加強就業服務。研究助學貸款延期還款、用好失業保險基金等政策，對困難家庭未就業畢業生等給予傾斜支持。

但是面臨就業難題的不僅僅只是高校畢業生，一部分農民工依然沒能返崗復工，復工企業員工依然面臨著很高的降薪失業風險，待業人員找工作難度加劇。

這些問題，都需要有切實可行的方案，來進行針對性的解決。

靈活用工成為濟世良方

近期“靈活就業”成為很多政府工作文件中的高頻詞匯。比如4月7日國家印發《關于推進“上云用數賦智”行動 培育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中的第一個要點是：

大力發展共享經濟、數字貿易、零工經濟，支持新零售、在線消費、無接觸配送、互聯網醫療、線上教育、一站式出行、共享員工、遠程辦公、“宅經濟”等新業態，疏通政策障礙和難點堵點。引導云服務拓展至生產制造領域和中小微企業。鼓勵發展共享員工等靈活就業新模式，充分發揮數字經濟蓄水池作用。

靈活就業，其實就是當前緩解嚴峻就業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企業角度來看，靈活用工也是當前企業降低用工成本，緩解經營壓力的實用解決方案。

實際上就算沒有疫情爆發，近幾年來，企業用工成本也是在不斷上升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8380元，比上年增長11.0%。

中國用工成本不斷升高，也是導致很多外資企業不斷從中國撤資，到印度、東南亞建廠背后的推動因素。

國內企業很難向外資企業那樣輕易溜走，所以在用工成本高企的情況下，國內企業這幾年的經營壓力持續上升。

但是員工拿更高的工資，本身是正當合理的，也是中國社會經濟進步發展的必然結果，企業沒理由隨意壓低員工工資。在這種情況下，靈活用工這種對企業而言成本更低的用工模式，在近幾年悄然勃興，靈活用工市場進入高速增長期。

2019年，上海交通大學行業研究院聯合北大縱橫管理咨詢集團等機構組成研究團隊發布《人力資源服務行業“第二曲線”研究報告》，報告顯示，國內靈活用工市場規模在2017年-2019年三年間得到了顯著增長，從389.4億增到到了2019年的476.4億元，預計到2020年將增長到590.8億。不過，中國的靈活用工占比只有9%，與日本和美國相差甚遠。

但年初疫情爆發以來，可以看到，一些中國企業對靈活用工市場進行了很多新的嘗試和探索，有望加速促進靈活用工的滲透率。

疫情催火了靈活用工

年初在疫情持續影響下，一些暫時難以復工的中小企業要為員工支付基本工資，壓力巨大。同時，由于網購需求猛增，線上零售企業門店員工、配送小哥職位出現大量空缺，于是出現了“共享員工”這一新的用工模式。

“共享員工”的實際用工主體與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分離，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兩種用工方式：

其一，就是根據自愿原則，原企業把員工臨時借用給用人企業，三方簽訂協議。

其二，原企業不過問，員工個人和用人企業簽訂協議，事實上和一般的兼職工作并無區別。

作為具有代表性的用工企業，根據最新數據顯示，疫情期間通過共享用工模式，盒馬鮮生吸收了40多家企業的5000多名“共享員工”，有效的緩解了自身的用工短缺問題。

隨著盒馬等零售企業率先做出成功示范，“共享員工”在各行業中不斷產生新突破，逐漸從線上零售行業推廣至物流、制造業等行業。筆者梳理發現，輸出“共享員工”的行業主要有影院、酒店、景區、餐廳、KTV等臨時歇業的行業，以及一些受疫情影響停工、停產的中小企業；借入主要集中在在線生鮮電商、制造業、共享單車、物流等行業內。

作為疫情期間一次新的嘗試，“共享員工”這種權宜之計，既減輕了輸出企業用工成本壓力，增加了員工收入，又緩解了輸入企業人力稀缺的困境，讓參與的三方主體實現了共贏，對三方來說都稱得上是意外之喜。

但“共享員工”模式成功的意義不止于此，這一用工模式的成功，同時證明了目前靈活用工市場已經具備讓一個人的能力和時間獲得更充分、更合理利用的環境基礎。

首先，是技術條件的成熟。近年來，隨著我國互聯網技術的逐漸發展，以及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5G、等先進數字化技術的市場化應用。在人力資源市場中，企業雇主和求職者之間的信息迷霧被進一步消除，雙方之間的信息透明度顯著提高。

其次，是企業用工需求的轉變。因為市場競爭加劇和用工成本提高，很多企業一方面求賢若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養人。BOSS直聘《2020求職需求趨勢調查》顯示，2019年63.3%的企業認為招聘合適人才的難度“明顯變高”，但2019年的平均招聘薪資卻比2018年下滑了0.4%。顯然，企業產生了更多的靈活用工需求。

再者，當前新生代員工對靈活用工的接受度普遍較高。90后、00后的新生代員工價值觀多元化，大多崇尚自由，注重成就感，這些特質使越來越多的員工愿意接受靈活雇傭關系，追求自由、彈性的工作方式。

疫情之下，全球經濟遭受的考驗比金融危機時更加嚴重，雖然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IMF預測中國經濟今年仍將保持增長。但可以想象，在疫情沖擊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將會被深刻改變。

在招聘市場中，企業為了降低經營風險和難度，必然會更加重視成本更低靈活用工模式。而求職者也會對長期受雇的風險進行重估，比如企業的破產倒閉風險、和受雇之后的失業降薪風險等。在勞資雙方需求趨同的情況下，靈活用工必然會成為越來越多企業雇主和求職者的共同選擇。

靈活用工的局限：成主流用工模式依然遙遠

國內靈活用工市場即將迎來爆發期，這一點已經成為業界共識。但靈活用工模式能發展到什么規模？會不會在將來取代長期雇傭成為主流用工模式？這些問題依然充滿了爭議。

靈活用工模式自身有著明顯的局限性。

對企業雇主而言，靈活用工通常適用于一些非核心的，基礎、一線崗位。比如說疫情期間盒馬鮮生通過“共享員工”借入的分揀員和配送員，就屬于這類情況。從長遠來看，企業的持續發展，依然需要依賴于長期的核心員工。

最關鍵的是，對于求職者而言，目前的靈活用工市場缺乏保障。相較于傳統用工，靈活用工的勞動者很難受到正式勞動合同的充分法律保護，無法得到充足的社會保障服務，產生勞動糾紛之后，往往也會求告無門。說的直白一些，這其實就是農民工面臨的最大困境。

靈活用工除了缺乏保障，與傳統用工相比，還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靈活用工的薪酬都按任務完成發放。這意味著如果企業刻意壓低工資，那么受雇員工不僅會面臨更高強度的勞作，還要面對更低水平的報酬。在國內過去的靈活用工市場中，無論是勞務派遣，還是項目外包，這種對勞動者殘酷剝削的現象屢見不鮮。

目前靈活用工市場真正的短板，正是相關政策配套的缺失。相比起長期雇傭關系，政府對靈活用工雇傭的監督和保護難度呈指數級上升。

畢竟長期雇傭關系可能會維持數年，乃至企業或者員工的整個生命周期。而短期雇傭可能僅僅只維持一兩天，甚至是短短數個小時。如果政府對每一個短期雇傭關系進行監管，光是需要消耗的算力，就可能會達到一個讓人望洋興嘆程度。

但隨著國家開始大力投入“新基建”，算力或者說技術條件會越來越完善，再加上政府對靈活用工市場越來越重視，相信不久之后，靈活用工的市場秩序會逐漸得到有效整頓。

國內目前的靈活用工滲透率只有9%，而排除掉8%的勞務派遣之后，整個靈活用工市場的滲透率更是只有1%。顯然除了需要更加完備的政策配套，靈活用工市場自身的發展也還處于非常初級的階段，急需更多的發展創新和模式創新。

總而言之，靈活用工市場的增長，需要自身更多的發展創新，和相關政策的保駕護航。離開這兩大根基談靈活用工，任何暢想都是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