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消金界

隨后，業內其他機構，或多或少參考360數科，提出了輕資產模式或者平臺化模式等“新鮮”名詞。一時之間，輕資產模式在助貸業內興起。

不過，如何定義輕資產，輕重劃分標準與維度等，業內還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為此，消金界整理了360數科及樂信公開財報的對應業務結構及交易數據，借此大致研究下“輕重”之分及企業基本面。

同時，借助數據分析，也和同行一起，探討這一模式的未來趨勢。

輕重之分：關鍵在于是否兜底?

顧名思義，“輕資產模式”是相較于傳統的“重資產模式”而言的。想要了解前者，那就必須清楚何為重資產運營模式。

根據業內的認知與口徑，重資產模式就是助貸機構對接入的資金及應付利息進行兜底的一種運營方式。

即，通過第三方擔保公司的形式，對借貸資金的風險敞口進行擔保，以確保資方本金及利息的安全。

在輕資產模式推出之前，業內玩家大部分以此玩法為主。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在對客利率相對較高的情況下，只要風險敞口可控，在支付給資方本息之后，就可以吃下大部分的利潤，收益非常可觀。

但應注意的是，該模式下的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日常運營資金需求較大——隨著借貸規模的增加，在貸余額也會呈現倍數增長。

在此情況下，為了應對較高在貸余額的風險敞口，企業需要準備大量資金擔保風險敞口。

這種模式在考驗助貸機構資金實力的同時，如果風險數據上升，也會占用公司較高的運營資金，降低公司的資金使用效率。

之后興起的輕資產模式，則很好解決了這些痛點。

目前在輕資產運營模式中，與資方合作的方式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風險共擔的分潤模式，即資方出資金，助貸機構則提供獲客、風險審核、運營、貸后催收等服務，資方與助貸機構根據業務最終取得的利潤按比例分成。

分潤模式下，資方承擔了部分風險敞口。因此，以這種模式合作，基本上都是兩者此前有著長久的合作關系。資方對助貸機構的客群質量、風控技術等都有一定的信任度。

另一種是CPS模式，即助貸機構僅提供獲客、貸后運營，風控審核及放款主要在資方，而助貸機構則根據放款金額抽取一定比例的傭金。

這種模式下，傭金比例依據用戶首借還是復借會有所不同。助貸機構不承擔對應的風險敞口。雖然收益的安全性相對較高，但是利潤率相較于分潤模式會低一些。

業績表現：是否成為新引擎？

區分輕重兩種運營模式之后，再來看下各家表現。以360數科及樂信的數據為例。

先看360數科，截至2021年Q2季度，360數科季度撮合交易金額由2019年Q1的412億元增至2021年Q2季度的885億元，在貸余額同期由526億元增至1176億元，交易規模季度復合增長率8.86%，在貸余額季度復合增長率9.35%。

同期360數科輕資產季度撮合交易金額由2019年Q1的3.4億元增至2021年Q2的496.38億元，輕資產在貸余額同期由8.45億元增至581.87億元——輕資產交易規模季度復合增長率高達73.97%，輕資產在貸余額季度復合增長率60%。

絕對值交易規模大幅增長的同時，相對值輕資產占比也呈現快速提升的趨勢。

財報顯示，其輕資產季度撮合交易規模占季度總交易規模的比重，由2019年Q1的不足1%升至2021年Q2的56.1%，輕資產在貸余額占總在貸余額的比重由2019年Q1的1.6%升至2021年Q2的49.5%。

業務快速增長的情況下，輕資產貢獻的收入也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平臺服務模式下的貸款撮合與服務收入由2019年Q1的1464萬元增至2021年Q2的13.98億元，占公司整體收入的比重由2019年的0.7%增至2021年Q2的35%，增速明顯。

僅從數據看得話，輕資產儼然已成功取代重資產，成為360數科的新引擎。

樂信方面，其并未公布基于輕資產模式下的業務數據，但是仍然可以通過損益報表一窺其輕資產模式下業務發展情況。

根據其財務數據顯示，樂信基于平臺模式的服務收入由2019年Q1的1.62億元增至2021年的6.19億元，季度復合增長率16.05%，該模式下的收入占比則由同期的9.1%增至19%，期間占比一度達到24%左右的高值。

平臺模式下的服務收入在拆分來看，基于信貸表現即分潤模式下取得的收入由2019年Q1的1.3億元增至2021年的5.43億元，季度復合增長率17.24%。

基于信貸體量即非分潤模式下取得的收入由2019年Q1的0.32億元增至2021年的0.76億元，季度復合增長率10%。

不難發現，數據顯示，樂信的輕資產業務在分潤模式下更有增長潛力。

而對比360數科與樂信的業務數據可知，在輕資產業務模式的探索及成果來看，360數科明顯在“減重增輕”，而樂信在2020年Q4季度達到峰值之后，則存在明顯動力不足，無論是其業務數據還是收益貢獻，與360數科的差距越來越遠?；蛟S是其業務重心放在了其他創新業務之上。

未來展望?

輕資產模式下的信貸撮合，無疑更貼近“助貸”這一業務內涵——既高效利用資方低成本的資金，又融合了助貸機構先進的風控技術與運營能力。

這一模式興起，正在形成監管希望看到的一種合作局面，即優勢互補。

而且在這一模式下，助貸機構在輸出技術優勢，助力傳統金融機構提升新基建能力的同時，又何嘗不是通過業務不斷迭代，反哺自身技術實力？

更難得的是，雙方這種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方式，也滿足了用戶通過合法有效渠道的融資需求。

筆者認為，這或許才是監管部門希望看到的“三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