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萬連山? 來源/格隆匯APP

數據支持/勾股大數據（www.gogudata.com）

上周末，康美藥業的百億級造假案一審判決結果出爐。

據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康美藥業虛假陳述一案對一審判決結果顯示，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年報等虛假陳述侵權賠償證券投資者損失24.5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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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原董事長馬興田等直接責任人員需要承擔全部連帶賠償責任外，時任公司董監高的13名相關責任人員，也要按過錯程度承擔20%、10%、5%的連帶清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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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名獨立董事的連帶賠償責任引起大眾關注。可以看到，即便是最低的5%連帶比例，對應的金額也高達1.23億元，而他們履職期間的薪酬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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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基金報統計，張平、郭崇慧、張弘、李定安、江鎮平等五人在擔任獨立董事期間分別從康美公司領取的薪酬總額為24.1萬元、31.01萬元、27.09萬元、40.95萬元、56.26萬元。按照他們的任職年份來算，平均年薪大概在7-12萬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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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的薪酬和天價的賠償金額形成鮮明對比，不免讓吃瓜群眾大為震驚，直稱他們為“最慘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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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本并不怎么引人關注的群體——獨立董事，也就這樣忽然被推到了聚光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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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董是什么？

很多人都知道公司董事會，卻少有人知道公司獨立董事是干什么的。一直以來，投資者們對于獨董制度并不關注，其職責也相當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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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長期被調侃為“花瓶”的獨立董事，屬于舶來品，在國內的發展時間并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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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真正興起于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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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美國出現一些諸如內部人侵占、環境污染、偽劣商品、向政治家行賄等一連串與上市公司有關的丑聞，由此產生了許多對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不信任的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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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情況在英法等西方國家也時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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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內部人控制”這一問題，英美等國逐步構建了獨立董事制度，聘請與大股東和管理層沒有利害關系的外部董事進入公司董事會，實現了對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行為的監督，為中小股東的利益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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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等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中，公司權利機構僅包括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無監事會之設，獨立董事實際上行使了決策和監督并重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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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90年代，雖然公司化和股份制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得到了蓬勃發展，但證券公司暴露出諸多問題，財務造假和大股東掏空上市公司等違法違規現象愈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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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從老國企改制而來的，國有股東一股獨大，股權結構十分不合理，上市公司被少數人控制，監事會根本無法起到監督董事會和管理層的作用，中小股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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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股價暴漲暴跌，上市公司公信力下降，引發了嚴重的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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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獨立董事的引入被寄予厚望，社會各界都希望這項制度能解決上市公司由“內部人”控制的問題，加強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彌補監事會職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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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16日，中國證監會頒布了《關于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對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人數和比例等要求作出規定，“每家上市公司最少2名且不低于當時會三分之一人數”，這標志著獨董制度正式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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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證監會又于2004年9月發布了《關于加強社會公眾股東股東利益保護的若干規定》，完善了對《指導意見》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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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6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公司法》中，也對獨立董事制度作出了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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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證監會的定義，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擔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職務，并與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不存在可能妨礙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關系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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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必須具有5年以上法律、經濟或者其他履行獨立董事職責所必需的工作經驗，多由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士如律師、注冊會計師、專家教授、工商界精英人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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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獨立董事制度在國內經過了二十年的發展，在完善公司和保護投資者利益方面，到底有沒有發揮到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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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獨立，也不懂事

“讀不懂就簽字，讀懂就該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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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不少人認為獨立董事沒有任何作用，是“花瓶董事”、“人情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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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據顯示，約九成獨立董事平均每年每家上市公司工作時間在20天以內，扣除獨立董事參加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時間外，77.33%的獨立董事每年在每家上市公司工作時間平均不超過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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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獨立董事制度已經實施了近20年，其初衷是選擇一些專業人士，代表廣大中小股東來參與行使股份公司董事會的權力，以此來打破控股股東在董事會中一股獨大、中小股東利益往往會被漠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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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據近年來上市公司獨董履職的情況來看，暴露出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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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收入低。在資本市場中，獨董們責任大、職責廣、報酬低的特點，決定了現行的薪酬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激發他們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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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據中國證監會高級經濟師方重在《清華金融評論》撰文《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獨立嗎？懂事否？》中顯示，2020年在職的獨立董事為13517人，平均每位獨立董事的年津貼為8.8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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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年津貼金額超過15萬元的占比不到8%，年津貼金額在6-8萬元的占比最多為26.52%。上市公司全年支付給獨立董事們的津貼總額為11.9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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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份不用坐班的兼職性收入，獨董看起來確實是份美差。但如果從康美案中獨董面臨的天價罰單來看，這點收入顯然與其所擔當的職責義務顯得有些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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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康美案之前，由于引發的社會關注不夠，獨立董事究竟有多大的風險，多數人并沒有清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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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獨董們對這份工作所抱有的態度，也大多是“法不責眾”的心理：既然大家都在閉著眼睛過馬路，那我也不用看交通信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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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康美藥業造假案的一審判決中，幾名兼職的獨立董事每年不過拿著幾萬元的年薪，卻被判處上億元的罰款。獨董這一職位的風險才終于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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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缺乏獨立性。一直以來，大多數的獨立董事都是通過私人關系選聘的，不僅難以獲得獨立性，甚至還要為公司背書，從公司領取薪酬。“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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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獨立董事的本質職責是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但上市公司的實際當家人一般都會選擇支持自己、相對容易控制且不會挑事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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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科學、完備的市場機制和誠信的商業倫理的情況下，“中國特色”的獨立董事，很難不成為尷尬的“花瓶”角色。他們的作用一般有兩個：一是漂白上市公司董事會意志的“橡皮圖章”，二是成為政府監管機構的替罪羊和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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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點，部分獨立董事缺乏實踐經驗和專業知識，以及對公司經營決策進行客觀建議和獨立判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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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獨董，基本上都從律師、會計師、退休政府干部、研究人員、高校教授、專家學者中產生。自2013年《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出臺后，明確規定退休干部不得在企業兼職，原本相對弱勢且單純的高校教授兼職獨董的比例才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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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中，以從事教學的學者們居多，具有明顯的理論優勢，但實踐經驗相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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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這次康美案涉及的五位獨董，就有四位是高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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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美國的上市公司，他們更歡迎任職金融機構的人士或其他公司的退休CEO，這兩類人都具有豐富的社會關系網和管理公司的經驗，對企業的融資和拓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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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獨立，也不懂事”，同時還要承擔巨大的責任，獨董這個職位所包含的風險，長久以來就像一個堰塞湖一般懸而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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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董“大逃亡”

對于康美藥業的獨董被判賠償上億元的案子，目前擔任柔宇科技、中光學、格力電器、萬科等公司獨董的劉姝威在公開文章中表示：

“我國有關法律法規已經明確規定獨立董事的權利和責任。對于康美藥業肆無忌憚的造假行為，作為獨立董事無動于衷！既然沒有履行法律法規賦予的權利和責任，受到法律的制裁，冤枉嗎？”

劉姝威認為，康美藥業的造假手段很容易識別。而對于康美藥業如此明顯的造假行為，并且輿論已經公開質疑，作為康美藥業的獨立董事，不應該識別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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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案非常典型。正是因為獨立董事們不作為、實際控制人亂作為，才使得該公司肆無忌憚地不斷造假，導致虛構營收及利潤的金額越來越大，最后因實在不能自圓其說而暴露，最終成為證券市場上的一大丑聞，也讓這些獨立董事因為自己的行為處于萬劫不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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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例獨董天價罰單出現后，A股市場的許多獨董們終于坐不住了，掀起了一波“辭職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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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證券時報數據中心的統計顯示，2021年獨董的辭職人數已經超過700人，刷新歷年以來的新高。而2018-2020年，每年辭職的獨董分別為503人、497人、679人。按月度統計，今年5月-6月曾出現過一波獨董離職的高峰期，當月辭職的獨董人數分別為136名和8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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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統計，11月12日至今，近一周的時間內，共有23家上市公司發布了24名獨董辭職報告，大部分因個人原因申請辭職。其中，不乏有獨董要求上市公司盡快披露其辭職事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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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據Wind可查資料和公開資料中顯示，請辭的多數獨董中，很多均有高校教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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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遼寧成大獨董謝德仁，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會計系教授。華電能源的獨立董事孫健，現任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教授。開山股份的獨立董事史習民，為浙江財經大學會計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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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ST光一的周友梅，任南京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會計學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欣旺達的鐘明霞1994年起任職于深圳大學法學院，2003年12月起擔任教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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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眾多獨董的辭職報告中，金花股份的公告顯得格外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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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金花股份收到獨立董事張某提交的“要求公司盡快披露辭職事宜”的書面文件。獨董想走，公司卻不肯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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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股份方面的解釋是：

“鑒于辭去獨立董事職務后，公司董事會獨立董事人數為2名，不符合獨立董事人數不低于董事會三分之一比例的法定要求。根據《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和《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該辭職申請將自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新任獨立董事填補其空缺后生效。公司將盡快組織落實提名選舉新的獨立董事候選人事宜。在新任獨立董事就任前，將繼續履行獨立董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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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查閱資料，我們發現這位申請離職的獨董是2020年6月才開始任職的。據去年該公司年報顯示，這位獨董任職起始為2020年6月29日至2021年6月28日，報告期內獲得的稅前報酬總額為2.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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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其履歷，這位獨董畢業于西北大學，碩士學位，曾在陜西省法院任職近十年。按現在這行情，一年才2萬多塊錢，的確不值得冒險擔任這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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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2019年金花股份控股股東、關聯方金花投資通過非關聯方與上市公司簽訂《借款協議》、財務顧問合同書》，其他關聯方西安桑碩和西安鴻輝通過與金花股份及其子公司簽訂《借款協議》的方式，曾累計從上市公司拆借資金2.7777億元，占金花股份2018年末經審計凈資產的15.68%。

證監會認為，金花股份應當在上述事項發生之日的兩個交易日內披露關聯方資金占用相關的重大合同。但是，這家公司直至2020年4月30日才在2019年的年報中披露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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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東違規占用上市資金，作為獨董，此前是否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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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據另外一些法律人士稱，獨董辭職只能避免該獨董未來繼續簽署含有虛假陳述內容的報告所帶來的風險，如果之前在任職期間簽署過含有虛假陳述內容的報告，辭職并不能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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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獨董為什么之前一直沒提辭職，最近卻忽然緊張起來了？或許是被康美案嚇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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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教授表示，預計辭職的獨立董事將會更多，經本案影響，部分獨立董事或許發現自己缺乏履職的能力和條件，且本案獨立董事承擔的民事責任遠高于收益，“辭職潮”反映出獨董的權利意識、責任意識、風險意識在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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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保留獨董制度，上市公司應當設立專職的獨立董事，禁止兼職，其薪酬應當與公司非獨立董事持平，提供履職動力，同時為獨立董事購買責任保險，并不斷提高獨立董事的履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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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管日漸趨嚴的大背景下，獨董中濫竽充數的人將大大減少，康美案或許是獨董生態革新的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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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康美藥業財務造假案的塵埃落定，宣告了A股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花瓶“時代的結束。畢竟在財務造假的上市公司擔任獨董職務，無疑是“冒著賣白粉的風險，賺著賣白菜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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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的獨董們將會更加慎重地對待相關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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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專業人士在接受獨董職位之前，必須更加謹慎，只選擇在自己專業范圍內能完全理解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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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獨董所擔的責任風險太大，必定會要求提高自身回報，獨董們的專業價值將真正與經濟回報相掛鉤，不會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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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獨董們要更加慎重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對內控薄弱、大股東持比過高的公司，讀懂們將真正起到制衡作用而不僅僅充當“花瓶“，未來獨董投反對票的例子或許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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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經歷了本輪獨董“大逃亡”后，董監高購買董責險的需求也會爆發。保險機構對不同公司董監高董責險的態度，或許會成為未來上市公司內控風險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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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沒有購買董責險的上市公司，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保險公司不愿意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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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由衷地希望，獨立董事的未來，是成為真正的“寶劍”，而不是繼續當“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