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歐洋??編輯/易鳴? 來源/無冕財經

“在從事城市更新前，我們覺得做舊改的人都是壞人，會噴油漆、會恐嚇人。干了這一行才發現，我們還不如一個乙方，簡直像是‘孫子’。”鶴洞村城市更新項目的工作人員肖望（化名）抱怨道。

他發現，在經濟發達、執法文明、政府行為公開透明的廣州，開發商蠻橫粗暴拆遷的現象不再發生，反而是撒潑打滾、拿磚頭砸人、坐在挖掘機上阻撓施工等對抗行為，被一些拆遷戶玩出了“新高度”。

他的另一個發現是，相比暴力對抗拆遷的傳統釘子戶，又出現了另一類“新型釘子戶”——一些擁有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等“公家人”身份的拆遷戶，對抗的方式看起來更加溫和，傷害性卻更大：他們往往是三緘其口，消極溝通乃至回避接觸，還有的隱晦地利用自己公職權力拖延和壓制拆遷進程，而這些公職人員在群體中地位較高，屬于“意見領袖”，一旦帶頭對抗，形成的示范效應比傳統釘子戶更為有害。

面對這樣的情況，項目方只能通過頻繁走訪、電話溝通。不過，卻經常得到公職人員“不需要解釋，不和你談了”的回復。

目前，鶴洞村整體簽約率已達95%以上，但仍有三、四十戶留守戶。其中，涉及公職人員的便有5戶以上。項目團隊預計，如果剩余留守戶能夠搬離，一個月內便能啟動建設，最快2023年底能建成回遷。

只不過，在“新型釘子戶”的阻撓下，沒有人知道那一天何時能到來。

▲簽約居民、村民自發拉橫幅抗議“留守戶”。

城鎮化先行村的“公職二代”

早期的鶴洞村，是廣州郊區的偏僻村落，居民多以務農為生。

相傳在清代時，此地水草豐盛，白鶴筑巢棲息于此，因此取名為“白鶴洞村”，后又稱為“鶴洞村”。鶴洞村屬于廣州芳村片區，彼時，還屬于廣州郊區。進“城”需要乘坐渡輪或公交。當時，村民多以耕作、捕魚為生，生活清貧簡單。由于生活貧困，不少村民外遷到廣州海珠等主城區，也有一部分人外遷至佛山。

在建國后，隨著工業化規模逐步擴大，鶴洞村周邊土地被廣州鋼鐵廠、廣州造船廠征用。彼時，鶴洞村、東廊村、西塱村、廣鋼舊廠被合稱為“三村一廠”。

隨著鶴洞村的城鎮化蛻變，大部分村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部分村民的戶口從農業戶口轉為城鎮戶口。

在工廠機器的轟鳴聲中，村民們真實地感受到，生活質量正在提高。當時，年輕人進入鋼鐵廠等單位工作，被視為一件光彩的事。隨著生活水平提高，當地人更注重兒女培養、教育。

即使在2013年，廣鋼集團全面關停了在廣州市的鋼鐵企業，受益于時代紅利，教育水平更高的部分鶴洞村二代已進入體制內，成為“公家人”，并因其社會身份，在村內擁有一定話語權。

肖望感受到，公職人員是拆遷群體中的“意見領袖”，他們相對有權力、有知識、有財力，熟知行政程序、法律規章，因此備受村民信任。

早在2009年，鶴洞村開始啟動推動村舊改工作。約十年之后，2018年12月18日，《鶴洞村更新改造實施方案》獲得批復。至此，鶴洞村實際性步入舊村改造進程。

由于公職人員具有公權力及內部資源，身份十分敏感。因此，在全國城市更新項目中，紀委三令五申不可利用公權力，在拆遷中貪污腐敗。一些地方政府曾發文要求公職人員要配合政府工作，不得利用自己的職權、身份拖延或阻撓城市更新工作。

隨著城市更新行業的逐漸完善及透明化，公職人員通過拆遷獲取不正當利益的案例逐漸減少。熟悉舊改程序的人士曾評價，公職人員由于更具法律意識，洞悉行政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推進、完善城市更新項目。

江西省寧都縣曾發文指出：“（公職人員）起到了‘一人連一線’、‘一線帶一片’的良好效果，有效推動了征收工作的快速有序進行。” 吉林省輝南縣也曾發文表示，公職人員和公干家屬拆不拆，早已成為廣大群眾決定拆遷與否的“風向標”。

不過，公職人員一旦抗拆，便會是另一番景象。在鶴洞村項目中，少數公職人員已演變為具有時代特征的群體——新型釘子戶。

強勢的“新型釘子戶”

常年駐扎在鶴洞村項目的工作人員肖望認為，相比一般釘子戶而言，這一小部分公職人員如果訴求得不到滿足，往往更難溝通，且態度更加強勢。

肖望提到，他曾被一些公職人員“警告”，要運用自己的權力和資源“收拾”拆遷團隊。在荔灣區稅務局任職的吳某就曾對相關工作人員說“你不要把我逼急了”，否則會動用資源查稅，讓項目方難堪。

這類公職人員在家族中普遍較為強勢。在另一個案例中，兩位年近90歲的權屬人，早已答應拆遷，并于現場簽署了相關合同。然而，權屬人在市政府幼兒園任職的女兒吳某卻堅決不愿簽約，并來簽約現場，在父母及工作人員面前，將合同一舉奪過撕毀。肖望了解到：“其實許多老人是愿意拆遷的，但礙于孩子反對，不想跟孩子產生沖突。”

項目方認為，公職人員正成為拆遷群體的核心。由于公職人員在體制中有職位，且學識、收入也高于大部分村民、居民，因此，在拆遷過程中，村民容易以他們為“參考對象”，進行抗拆。

肖望提到：“鶴洞村有幾百年的歷史，居民、村民大部分都是親戚，多多少少都算是一家人。”該動遷人員認為，公職人員合法維護自身權益本無可厚非。關鍵在于，訴求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

肖望發現，從現有公職人員“釘子戶”的生活、經濟條件不差，在上述案例中，鶴洞村征遷的房屋大多非該公職人員的唯一住房。他回憶，在涉及一位退休公職人員的拆遷項目中，其中一位權屬人曾提出12萬元/㎡的現金補償要求，這已遠高于荔灣區住建局批復的《鶴洞村更新改造項目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方案》貨幣補償金額為3.5萬元/平方米。

實際上，鶴洞村大部分居民、村民期待通過城市更新改變生活環境。目前，鶴洞村整體簽約率已在95%以上，這也說明至少有95%的居民，正在等待鶴洞村盡快回遷。一些村民提到，中國人一直有落葉歸根的傳統，但在漫長的等待中，許多在外等待回遷的居民已經去世了。

對此，已簽約居民憤憤不平：“（留守戶）總想多撈點好處，難道九成多已簽約搬出去的街坊都是傻子，留守的才是聰明人嗎？貪字得個貧。”

誰能約束他們？

在“新型釘子戶”的對抗下，鶴洞村城市更新項目陷入困局。那么，誰能約束這些“新型釘子戶”？

早在2019年，廣州市住建局曾發布文件，發《關于加強我市城建項目征地拆遷工作責任 追究的意見》（穗建綜建〔2019〕549 號）文件，呼吁公職人員共同推進城建項目征地拆遷工作。

文件提到：“被征地拆遷個人是公職人員、黨員的，應當積極主動說服家人和親屬，堅決貫徹執行屬地政府既定的征地拆遷政策，不提與拆遷無關的訴求和不合理的訴求，配合征地拆遷各項工作。”

不過，一位城市更新從業者認為，目前無論在政策，還是法律上，都沒有明確界定如何處理公職人員拆遷問題。因此，在鶴洞村案例中，部分公職人員依然因不滿足訴求，不肯簽約。

“目前只能與公職人員的所在單位領導溝通，嘗試去解決問題。”但肖望認為，此類做法的成效并不明顯。

他發現，在項目方與公職人員所在的單位溝通后，大部分單位領導都積極配合、約談相關該公職人員。“這對于一些上進的公職人員是有壓力的，但對一些安于現狀的人，則效果不大。”肖望說到。

項目方曾與荔灣區檢察院任職的李某協商拆遷事宜無果，不久后，其單位及區屬部門領導曾與他約談此事。但李某推說：“權屬人是我父母，他們不簽我也沒辦法。”但在實際接觸中，項目方感受到，李某才是主要談判人。

肖望質疑到，城市更新無序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上級部門不能以“開除公職”等極端方式制約公職人員。但反過來，生活條件優于普通拆遷戶的公職人員們，卻以此要求更多補償，成為“釘子戶”。這樣行為是否符合一個公職人員的行為準則？

值得思考的是，十年前，因公職人員不配合拆遷，單位對其進行 “開除”或“內部懲治”的處理被稱為“軟暴力”。“釘子戶”與開發商間肢體沖突、語言攻擊的行為被視為“硬暴力”。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公職人員阻礙95%的人口回遷的行為，何嘗不是另一種“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