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網絡、圖蟲創意

來源/華商韜略??作 者/畢亞軍

科技產業的競爭，是國家與國家的競爭，但往往也是幾個人與幾個人的競爭。

一

中國重視半導體產業不算晚，方方面面的投入也不算少。

1958年前后，美國德州儀器的基爾比、仙童半導體的諾伊斯，幾乎同時做出人類史上的第一塊集成電路，開啟了半導體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當時已在德州儀器工作的臺積電張忠謀，既和基爾比是好哥們，也和諾伊斯有很多交集。以至于他后來總是輕描淡寫又詩情畫意地炫耀，自己如何見證了奇跡：

“都非常興奮，認為自己是天之驕子……在雪花飄搖中，唱著歌回到旅館。”

在張忠謀雪夜回旅館之前，中國就已高度重視半導體了。

1956年1月，新中國制定的第一個發展科學技術長遠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擬定了57項重大任務，其中就有半導體。

非但有，而且半導體在當時就已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重視。在他老人家拍板明確的四項攻關“緊急措施”中，其中一項就是半導體。

“文革”時期，半導體的發展受到很大影響，但也依然在推進。比如，1968年，當時的國防科工委就在重慶永川建立了我國的第一個集成電路專業研究所。

總設計師曾經說過，對“文革”的撥亂反正實際上是從1975年就開始了，當時他就已經重新整頓新中國科技事業，這其中也包括半導體。

其時，參與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物理專業的黃昆被北大改了行，總設計師聽到匯報后氣得拍了桌子：“周榮鑫（時任教育部部長）你查一查，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學院半導體所當所長，給他配黨委書記，配后勤人員。”

很快，黃昆就真的做了這個所長。

重視不晚，投入不斷，但幾十年下來，我們非但沒有像日本當初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樣，在半導體領域取得世界性成就并推動整個科技產業發展，反而讓半導體淪落成了被卡脖子、拖科技發展后腿的產業。

為什么會這樣子？討論鋪天蓋地，理由層出不窮。

比如，產業門檻高、先發優勢重要，而我國底子薄，人才不夠，投入也不夠；再比如，日本是被美國扶植起來的，韓國也是，但我們卻被美國打壓……

我以為，這些理由各有各的道理，但卻少了最根本的一條。

這個根本就是：我們的半導體產業（這里專指狹義的半導體即芯片產業）領域，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長期缺失的。

梳理中國有競爭力的每一個行業，我們都能從中看到一批優秀企業家，用10年、20年甚至大半生的勤勞智慧做大做強自身企業，也推動行業前進。

但在芯片領域，我們幾乎找不到這樣的案例。

二

2013年1月4日，國家發改委曾開出罰單，對韓國三星、LG等六大國際面板（液晶屏）生產商，實施了3.53億元人民幣的反壟斷處罰。

這是一份遲到的罰單，也是一份值得玩味的罰單。

遲到在于，六大企業被罰是陳年舊罪：2001年到2006年，中國既缺芯又缺屏的最艱難時期，六大面板企業卻抓住痛點下狠手，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先后召開了53次共商會議，聯合操縱市場，高價收割中國。

值得玩味則在于，2013年的中國面板業正處在最后突圍的關鍵時刻，這份罰單也可視為對本土企業的助攻。甚至，也是因為本土企業已有突圍的基礎，我們才敢開出這份罰單，而不用擔心罰完之后被斷供“卡脖子”。

如今，依然“缺芯”的我們，則早就把“缺屏”的“恥辱”丟進了太平洋。

業內預計，2021年，中國大陸顯示面板出貨量將占到全球總量的60%以上。龍頭企業京東方已連續兩年保持五大核心品類的全球出貨量第一，京東方之外，TCL科技（華星光電）等中國面板企業，也已快速崛起。而當年在面板領域卡中國脖子的，如三星、LG則已紛紛被逼退出大尺寸LCD市場。

曾經的產業之痛逆襲成產業之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業家精神的支撐和引領。比如京東方和TCL，就離不開王東升、李東生長期、頑強且富智慧的抗戰。

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大陸面板業是踏著中國臺灣地區面板業崛起的。一位企業家甚至開玩笑說，離不開一個“壞蛋”和一個“笨蛋”的“支持”——

“壞蛋”是陳水扁，他在任期內嚴禁中國臺灣地區面板企業到大陸投資，結果讓京東方趁機把握住了已成熟技術的巨大市場，并以成本優勢搶占份額，站穩腳跟；

“笨蛋”是馬英九，他開放了投資禁令，但卻限制中國臺灣企業將最新技術和產線引入大陸，進而給了已經打開局面的京東方，繼續向中高端市場突襲的機會。

外部環境之外，政府的支持也對面板產業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京東方，2005年虧損16億元，2006年虧損17億……即便在最低谷時刻，政府也堅定支持其發展。

但有機會并不意味著必然的成功，政府支持最終能轉化為成果和成功，關鍵也還在企業自身，在企業家爭氣。

京東方能把握機會絕地逆襲，關鍵就在于以王東升為首的卓越團隊，20多年來始終懷抱雄心，目標清晰，行動得力且以鋼鐵意志的持續戰斗。

王東升曾提出一條行業生存定律：若保持價格不變，顯示產品性能每36個月必須提升一倍以上，且這一周期正不斷縮短。

京東方在此規律下持續追趕的漫長歲月里，曾遭遇無數的困難。王東升后來回憶說，最困難時刻，他經常失眠，感覺就像在天臺上奔跑，隨時會掉下去。但他和團隊終是越戰越勇，頑強堅持并贏到了最后。

TCL華星光電的成功，比京東方少了些驚心動魄，但也同樣離不開曾經被“面板”羞辱的李東生，在最困難時刻的絕地反擊。

尤其關鍵的是，直到京東方核心產品全部世界第一，王東升都還是京東方的一把手，TCL李東生更到今天都還在奮戰。

這種連續性，也極大地保證了企業家精神乃至戰略眼光的充分貫徹。

而本土芯片企業，尤其原本有機會更大更強的企業，如中芯國際、華晶電子、華虹半導體等，卻與京東方和TCL的企業家精神領航形成鮮明對比。

典型如中芯國際，不但創始人被驅逐、領導人換得像走馬燈，還長期陷入無實際控制人、外行領導內行、嚴重內耗的困境。以致于在半導體產業最黃金的10多年里，非但沒有把握住彼時相對友好的產業大環境，實現追趕與超越，反倒跟對手的差距越拉越大。

中芯國際如此，一些國家支持、國企參與或主導的項目，大多也是“官僚主義”盛行，效率低下，當官文化而不是工程師文化、創新文化當道。

有些還變成了欺騙國家感情和金錢的騙局和鬧劇。

企業家精神的缺失，不但讓中國芯片產業未能持續集中力量攻堅突圍，也導致企業發展戰略的失策，錯過了可以更早追趕、甚至超車的可貴機會。

三

京東方和TCL今天已是世界領先的面板企業，不但規模領先，創新研發與盈利能力也領先。

但這個領先，是通過首先把不領先但能做的技術和市場做到極致，做到最大最強去積累出來的，是通過在成熟市場的巨大量變，實現新技術新市場的巨大質變。

這種看上去不夠高科技的突圍之策，事實上也是后入者，包括日韓芯片突圍的根本策略。

對比之下，我國芯片產業卻既沒有大質變——真正技術突破，也沒有大量變——在成熟市場充分做大做強，簡而言之，就是長期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失策與尷尬。

去年的“芯荒”，就尤其將這種失策與尷尬明顯地暴露出來。

國際上，通常以28納米為分水嶺，將芯片制造工藝分為先進制程和成熟制程。28納米以下為先進制程，主要是用在手機、計算機等更新迭代快的領域；28納米以上為成熟制程，主要用于相對成熟、迭代較慢的領域。

提到芯片卡脖子，我們聽得最多的是中國落后世界領先技術多少代，這主要是指質變——也就是在芯片制程技術上的落后。比如，臺積電已量產了5納米，而中芯國際才做到14納米。

但事實上，除了質變即領先制程技術的落后，我國芯片產業在量變——已成熟制程技術的規模實力和競爭力，也是同樣落后。

比如中芯國際，早在2013年就已攻克了28納米量產的難關，但至今也沒在這個市場真正做大做強，比如像京東方那樣，做到可以影響世界格局。

數據顯示，我國芯片制造自給率長期不足40%，2018年還一度跌至30%。而這種不足的很大部分，就是我們已技術突破，也原本有機會自足的成熟制程。

2020年，大陸一共進口了2.4萬億元的芯片，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成熟制程，屬于我們本來在技術上有條件做好的。最典型的28納米以上的汽車芯片，我們差不多90%都要依賴進口。

去年底至今，全球陷入嚴重的芯片供應缺口，而需求缺口最大的產品，就是28納米及以上，也就是中國已經有成熟技術的大尺寸芯片。

其背后原因是，最近十年來，全球芯片廠商都在追逐新制程，甚至減產、退出成熟制程，但物聯網、可穿戴設備、汽車電子等需求爆發，卻讓成熟制程芯片需求急速暴增。以汽車為例。2000年，一輛汽車采用的芯片不到10顆，如今保守估計，也在100顆以上。而這些芯片，大部分使用成熟制程制造。

換句話說，如果中國芯片能像中國面板那樣，有幾家甚至一家龍頭企業，像京東方那樣首先在成熟技術和市場做大做強，我們是有可能利用這輪“芯荒”以及此后還將繼續蓬勃的成熟制程市場去彎道超車，并夯實更高基礎的。

然而我們卻沒有。

領先技術領域，我們被技術死死地卡住脖子。當成熟技術和市場有爆炸性的超車機會到來，我們也只能因為產能不足，而望洋興嘆。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教訓，也是一個令人痛心的遺憾。

更戲劇的是，當“芯荒”如此，行業開始回頭爭奪成熟制程之時，中芯國際卻又蹭熱點，決定去投資153億元擴建28納米生產線。

讓人忍不住要問一句：早干嘛去了？

此時追產，雖也是個機遇，但已是亡羊補牢，而且會補得很艱辛。

就在中芯國際宣布擴產28納米之后不到一個月，曾明確看空過28納米的臺積電，就立即宣布將投資超過28億美元，在南京擴產28納米。

臺積電早已是芯片制程的世界引領者，很多人因此認為，它在此時加碼28納米，目的就是要輾壓中芯國際。

有人說，即便中芯國際等本土芯片廠像京東方那樣，去大規模投入成熟制程市場，不也一樣可能要長期虧錢，不也一樣要被對手圍追堵截嗎？

這當然是肯定的，但同時也可以肯定，當時至少還可以去虧。

因為當時，對手還只打專利戰和價格戰，而不是舉國甚至舉全球產業鏈威力，來讓你想虧都虧不成——中芯國際以及很多回過神來補課的芯片企業，遲遲買不到光刻機，甚至還會買不到光刻膠就是個例子。

再假想一下，如果我們的面板到今天還像芯片一樣，參差不齊的企業一大堆，但沒有一家真正能打的，美國恐怕不但卡我們的芯片，也會卡我們的屏。

雖然，用現在的眼光來檢討過往，非常馬后炮，但我們還是不得不痛心地承認——

無論美國，還是其他競爭者，事實上都曾給中國芯片產業突圍的機會，至少給過我們今天已求之不得的——只要能做出來，錢可以大把大把投的機會。

但很遺憾，我們錯過了，雖然我們投的錢，其實也不算少。

可謂是打也挨了，肉也沒吃到。

想要再吃肉，則要挨更多的打。

四

失去的已經失去，但教訓不可不總結。

雖然面板產業和芯片產業不能同日而語，但對比其不同路徑和結局，一個結論是顯而易見的：

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對核心科技產業的攻堅突圍是極其重要的。

而且，越是從落后開始追趕，越是產業難度高，越是重要。

高科技行業看起來日新月異，但即便是芯片發展到今天，也不過就是幾波大的機遇和轉折。如果機遇到來，只要能抓住其中的一波，也就有突圍甚至問鼎的機會。

日本接替美國在半導體產業崛起，韓國接替日本再崛起，都是如此。而要抓住機會，突圍甚至問鼎，一以貫之的企業家精神和經營管理團隊是不可或缺的。

京東方、TCL在面板領域的崛起，是幾十年如一日不換將，不折騰；美國、日本、韓國，包括中國臺灣半導體產業的崛起，也都是一批企業家長期而頑強抗戰的結果。

人人都講長期主義，但長期主義不能只靠情懷，更關鍵是要有格局、智慧和眼光，要謀定看準，心里有數，才能持之以恒。

有定見、有定力，這也正是優秀企業家可貴的地方。

王東升的姑姑是做豆腐的，檢驗她是否成功只需要一天時間，凌晨做出來的豆腐，如果好吃，第二天就會有回頭客。王東升說，“我顯然不如她幸運，但這就是我的選擇。”

成敗不是短期可以看到，如何過好每一天，甚至清楚每一天的成敗？顯然不能只靠盲目的信心和決心。京東方能幾十年專注于一業并最終成就大業的關鍵，也是靠了對產業的長期趨勢格局看得準，謀得透，然后基于此制定了一系列戰略策略，才堅定地走下去。

比如，王東升在互聯網時代就看到了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發展對面板業的巨大需求和空間，看到了中國企業可以首先通過在成熟技術、市場的成本優勢，去做大做強的現實路徑。所以才敢于長期虧損，長期投入，進而在預期變成現實時，成了準備好的人。

而中國半導體產業（芯片）領域，除了近年脫穎而出的諸如華為海思等極少數企業，則是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都難找到真正的卓越企業家和團隊。

比如，中芯國際等企業，如果能提前看到物聯網、新能源汽車、可穿戴設備等未來趨勢，看到成熟制程芯片市場即將爆發的機遇并且提前準備，也就不至于如今大浪打來才回頭補課，甚至美其名曰搶抓機遇。

科技產業的競爭，是國家與國家的競爭，也是企業家與企業家的競爭；是關系到全民族利益的競爭，但落到最后，往往也是幾個企業與幾個企業，甚至幾個人與幾個人的戰爭。而這戰局中的人，必須是企業家為核心，而不是其他。

當然，這里的企業家，絕不是只會經營管理并且善于把握一時的機會去做強做大企業的人。而是真正以創辦一家偉大企業，服務民族和國家、服務人類社會為目標，既有企業家智慧和本領，也有家國情懷的大企業家。

中國芯片產業現在最缺、最需要的，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光刻機，甚至不是一般的技術和管理人才，而是這樣的企業家。

包括在產業引導和扶持上，如果不能選對真正的企業家，甚至扶持了一些要么干不成事、要么不干正事，甚至不干人事的“官僚派”和“壞分子”。

“芯痛”恐怕只會更讓人心痛。

最后想說的是，去年以來，中國企業界可謂風云激蕩，并催生出不少觀點和輿論。其中兩點是尤其值得警惕的：一是把反資本無序擴張，簡單、粗暴地理解成反大企業；二是過度解讀一些富豪企業家的財富積累，而忽視了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的企業家精神包括產業貢獻力。

對比芯片和其他產業的發展，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在中國企業向核心領域攻堅突圍的當下，我們應該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視企業家精神，更重視讓大企業去大發展與大擔當，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10來年，中國已開始出現真正的企業家引領的芯片企業，并逐步走上舞臺，甚至擔當重任。真心地期待我們愛護、支持好這些企業家，讓他們——

堅定信念，長期抗戰，贏得偉大！

其他依然落后、長期被卡脖子的關鍵領域，想要突圍和崛起，也是如此。

出品人：畢亞軍

主編：王曉??責編：周怡? 劉彥潮

美編：楊亞姣??運營：方樂迪? 張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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